政府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谋私的行为，是近年来新闻评论批判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谋私，都是损害公共利益。但是，巫山县招生办主任何业大的行为，除了损害公共利益，还有就是直接损害了他儿子的利益。这是这一事实的特殊之处。而这篇评论的独特角度，就是选择在这一特殊之处立论，并且把这个事件的特殊性予以普遍化。即，其诉求（或者说威胁）的目标，是所有利用公权为自己的子孙谋取不当利益的当权者：他们为子孙谋取的利益，可能在将来恰恰使子孙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就像现在何业大的儿子现在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一样。

　　这种“现世报”，或者“当下报”、“以后报”是否真的会到来，总是会到来，是一回事；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是否能够听得进去，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其实都不好说。但是，作为一种舆论压力、心理压力，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命意还是值得肯定的。

　　令我犹疑的是，这篇文章在议论这起特殊的事件的时候，不免将议论之笔触及了何家父子的关系。这件事，无疑是父亲害了儿子。父亲因爱而害儿子，父子反目的事，许多家庭里都。这些不幸的事情，只能靠家庭自己调节了。至于何业大的儿子是不是因此恨他的父亲，不知道，别人也无须知道，媒体也不应该报道，评论也不应判断。因为父子人伦，是人世间最敏感的关系，纯属私人性质，却往往是道德的基础。所以孔子才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是特殊珍护这种亲子人伦，不忍以公益伤害之。

　　当然，这篇评论的立意，并非专在何家亲子的关系上做文章，而是由此推而广之，以所有以权谋私（具体一点，是“以权为子谋私”）的官员作为对象的。但是，毕竟提到了“他以后又是以何种心态面对父辈，他的父辈又将如何对他内疚负罪？”这种纯属亲子关系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公共媒体上发表的评论所应当止步的界线。公共媒体的评论自当议论公益，而不涉“私情”，在议论公益时不伤害“私情”。何业大的儿子恨不恨其父亲，都与大家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家庭内的亲子相恨，都是不幸的，并非公众之福。

附： 

拿什么原谅你，替高考状元造假的父辈

范大中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6-30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的父亲、重庆巫山县招生办主任何业大承认儿子民族身份造假，但强调造假不是他所为，而是妹妹一手经办。面对媒体，他痛悔过错并向公众表示歉意：“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罚。”

    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对于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将汉族身份变更为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何川洋的民族身份造假已确认，随之而来的处罚也毫无悬念，他的高考录取资格将可能被取消。2007年西藏4名高考状元中有3人因相似原因被取消录取资格，何川洋以及其他31名造假者不会例外开恩，否则公平何在。

    这对何川洋来说是个悲剧。一个文科状元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竟然因为父辈们的造假而被“清零”，还为此背上造假名声，成为一生抹不掉的污点。谁该为他的无辜负责？他以后又是以何种心态面对父辈，他的父辈又将如何对他内疚负罪？

    这不仅是录取资格的取消那么简单，还有可能引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假若何川洋将来某一天也能像周森锋一样成为幸运的29岁市长，舆论能宽容他曾经的高考民族身份造假行为吗？公众不会无底线地宽容一个个带着造假、抄袭污点的人，成为万众瞩目的政界人物，不能容忍欺骗屡屡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垫脚石，舆论不谅解何川洋，何川洋又该拿什么来谅解父辈们的错误？

    在这个时代，一些父辈们曾经或正在以各种不道德的手段，获取成功和垄断社会资源，他们的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下可能是正确的，可这种错误若施之于下一代身上，则可能是一个悲剧，害儿女终生。父辈们可以非道德地获取“成功”，但孩子却不一定能，因为一个社会无法永远处于非道德的混乱状态。

    何川洋、王佳俊们的悲剧应该促成父辈们的反思，认识他们的错误，认识非道德游戏规则的荒唐。如果你们不能改变自己、改变你们时代的错误游戏规则，那么至少要做到，别让你们的错误延续到下一代，让子孙后代活在你们错误的阴影之下。你们可以对道德无所信仰，却不能用你们的错误戕害下一代。否则，后辈们该拿什么来谅解你们和你们的时代，原谅那些以造假为能事的父辈？

　　我确实跟同学们说过，新闻评论的分析题，不是填空，猜对了就算数。因此同学们也不必有猜对猜错的压力，只要有自己的判断，并且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我并没有，或者并不坚持自己的“标准答案”。所以，同学们不要担心与我自己的“标准答案”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这样是对的的，那样也是对的。对一篇评论的论证方法，说演绎是对的，说归纳也是对的。那样的话，本身就违反了逻辑学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同时，也使得教学失去了确定性和严肃性。

　　在这份试卷的两道大题中，我只出了一道大题。其中的第一道小题，就是“请分析下面这篇评论的论证方法”——请注意“分析”的要求。分析，就要有标准和根据。有的同学答是演绎推理，有同学答是归纳推理，还有同学答是“事实论证”；还有些同学答的就是“分析方法”。一些同学无论答是哪一种，都没有根据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

　　那么，如何根据作品内容分析其论证方法呢？

　　这是开卷考试， 同学们也大多带了教材、讲义、参考书，不时有一边答一边翻书的。答卷中也有抄书的内容。但是，有一个分析论证方法的要点，许多同学都没有在书中翻到。那就是：

　　掌握新闻评论中的逻辑，关键在于辨清新闻评论论证的前提与结论。基本的逻辑论证方法，表现为前提与结论的三种关系：

　　演绎的：由一般原理推出特殊情况下的结论。

　　归纳的：从个别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知识的结论。

　　类比的：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这是“从个别到个别”。

　　就我们试卷中给出的评论作品《高考舞弊  动摇国本》来说，其结论（论点）不仅标在标题中，而且差不多贯穿全篇，处于被论证的核心，应该容易辨认。在这样一个论点中，作者所做的判断，应该说是很重的、层次是很高的。那么，支持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它们与这个论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否足以论证这个论点呢？——这后一个问题是第二小题，即论证的效果。

　　我们在文中看到，在作者亮出论点的第四段之后，分别从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论点：

　　第一个方面：高考是社会公平、社会利益的调整机制。如果高考被腐败，则极大地遏制社会向上的活力，打击社会信心。

　　第二个方面：考场风气还是政治清浊的反映。考风不正，官风必定不正。

　　这样两个方面的判断，都在论证高考公平的重要价值，与“高考舞弊  动摇国本”的论点方向相同，但可接受程度更高，即它们可以作为前提。但是，与“高考舞弊  动摇国本”相比，前面两个判断是具体的、个别的，较低层次的。而“高考舞弊  动摇国本”则是更为抽象、更为普遍，更高一个层次的判断。这就是这篇评论中前提与结论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们不能说它是演绎的推理。因为演绎的特征是：前提是抽象的、普遍的；而结论是具体的、个别的。结论包含于前提之中。就像“我是要死的”包含于“人都是要死的”之中一样。

　　所以，如果你答，这篇评论从多个方面（也有正有反）来论证论点，就可以——当然要说出是那些方面。如果你答，通过几个分论点来论证总论点，也可以。或者你说，这是用归纳推理方法来论证，也行。总之，前提与结论的关系都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关系。

    有的同学认为是演绎推理，并分别举出文中一些句子说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但却既不能指出这些句子之间的包容性关系，又不能概括出符合三段论标准的式子（尤其不能指出连接两个前提的中项）。只能说是模糊的感觉而已。

　　当然，也有同学在文中微观的论证环节看出演绎的关系来了，也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同学只列举出他们在具体环节看到的各种不同的论证方法，甚至把好几种论证方法全都举了一遍，似乎作者是换着样地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一段用一种。（而不能指出整篇文章基本的论证方法）。这就有点儿不大靠谱，恐怕是同学自己不能确定、没有信心造成的。

     有一位同学认为是演绎推理，并列出了三段论式子：

              大前提： 腐败是动摇国本的

              小前提：高考舞弊是腐败和作弊的行为之一

               结论：高考舞弊是动摇国本的。

   并且说明：“按照从普遍性的前提推出个别性的结论。普遍性的前提是腐败和作弊是动摇国本的，它的判断最大，这个判断也为人们普遍接受，不须论证。”

     这个式子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文章本身的论证，恰恰不是这样来论证的，而是从高考对国家、社会的重要价值来立论证的。所以，概括评论中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不能离开作品本身，自己去搭建一个在形式上可以成立的式子。

     其实，这个三段论本身也有问题，即其全称判断的大前提，实际上意味着在任何层级、任何一件具体事情上的腐败都会动摇国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国本”就太容易动摇了。这不符合我们的一般经验。高考腐败的严重后果，应从高考的自身的价值来论证，不宜从对腐败的一般性判断来论证。

   但鉴于他对演绎推理形式的一般理解，我还是会给分的。

　　那天考试结束以后，有同学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考卷？我答道：如果我们还有机会交流，如果到时候你们还对考卷关心的话，当然可以。那么，现在通过博客，就是一种与同学交流的方式。

　　我才看了二十份卷子，对考卷中的问题不能列举全面。我可能会在以后继续通过教学博客与同学交流。

　　尽管每一位同学对评论课的投入程度不一样，学期论文的质量也不同，但每年研究生评论课的学期论文，都使我有一种收获感。也就是说，我真的在这些论文中看到了原创性的思考和劳动，真正看到了学术认识的进步。如果说我的授课内容是一个起点的话，许多同学的学期论文，都在这个起点上往前推进了一步，以至于我下一年的研究生评论课，就不能以原来的那个认识和概括作为起点了，而应以同学达到的认识作为新的起点了。这就是研究生评论课“循环进步”的机制，即学生推动这门课进步的因素，应该得到充分肯定。比如,本学期叶杨青同学对新闻评论易读性的实证研究，就比2006年我的研究生评论课上他的师兄陈卓的学期论文（对这个问题的学术介绍和一般性思考）深入了一步，进入了汉语字、词统计分析的层面，也遇到和克服了语言学知识的多重困难。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以及每一个人的原创性精神劳动，都应当得到尊重。

　　我上面说的我提供的思考起点，或者是我的一些经验性的判断，或者是我对一些材料的归纳概括，或者是我介绍他人的学术观点，它们往往只能作为一个学术的假设。同学们在课堂上通过结合评论作品和评论案例，对这些假说进行讨论。而在课下，一些同学则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学术方法——特别是实证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这就形成了一些学期论文的选题。其中一些论文选题先期在课堂上“发表”，并接受同学提问和质疑，并且“答辩”。

　　凡经过这个课堂质讨论程序的论文，在同等质量水平上，都要给略高一些的分数。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的，论文写得特别好，也要压一些分数——压到我的公正心可以忍受的程度。因为这个程序是在开学时就已经向同学们讲明了。它是研究生评论课中“研究”的一部分，即它把研究活动——研究性的思考直接展示在研究生课堂上，它使课堂充满研究的气息。

　　读这些学期论文，我感到，我们的研究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后备军，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学术创造力的研究群体，尽管他们的未来并不能确定以学术为业。但是，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具备学术研究能力，是现实的学术研究力量。而且，由于年轻、勤勉、有压力，他们的学术创造冲动，往往比老师更强烈——我只限于与自己作对比。我有许多题目，想过，但不敢做，赖得做，或做不了，但同学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都做出来了。有的同学的一篇学期论文就达1万9千字，差不多再努把力，就是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的规模了。可见，“他们特别能战斗。”

    这些真实的（而不是模拟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如果仅仅让老师打一个分数，而不是进入真正的学术传播空间，是很可惜的。特别是其中一些论文是针对当下真实的新闻评论实践的。多少年之后，这些同学没有进入学术领域，而这些论文也在老师的电脑里“烂掉”了。而这些在学生们年轻的大脑中迸发出来的学术思考和学术创造力，都会随风而逝，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下面就是这些学期论文的题目:

电视新闻评论目前发展中的优劣势辨析                        

新媒介生态下的评论伦理问题                                

新闻评论中阈下技术使用的伦理问题                          

报纸言论版的角色定位与操作指标——以五家报纸言论版作对比分析                  

网络言论与报纸言论的“理性程度”比较                        

浅析公共突发事件中社论评论的规律——基于《新京报》和《北京青年报》汶川地震社论之比较        

网络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功能——以“杭州飙车撞人”事件为例                              

中国两类摇滚乐评中的世俗状态呈现                            

直接引语在新闻评论中的应用探析                              

论网络新闻评论的议程设置功能                               

中国报纸言论版的选题变迁——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为例                        

胡舒立财经社评之功能演进                                     

浅析新闻即时评论的语言与文风——基于新浪“我要评论”的考察 

解析都市报评论版的专业化操作思路——以《新京报》评论版为例                                   

政府喉舌网站中网络时评的特点——以《人民时评》为例                         

新闻评论中叙事语篇分析                                     

克鲁格曼的评论专栏特色                                    

新闻评论观念研究梳理                                      

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新形态                                 

党报与都市报新闻评论的公众话语差异分析                      

浅析新闻评论中话语标记语的功能和意义——以《新京报》社论为例                                     

电视辩论节目中会话暴力对参与者观点表达的影响——以《一虎一席谈》为例     

浅析《南方都市报》社论的特色                               

灾难报道中新闻评论的角色探讨——以新京报对汶川地震一周年期间的评论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的意见表达——非典、禽流感及甲型流感相关新闻评论的框架分析             

FT中文网涉华新闻评论框架及其传播效果研究——以中铝-力拓交易事件为例                                

隐在的权力异同——对国难后《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社论的批判语言学分析比较

“标题党”、互文性、阅读快感和传播效果——以沈宏非《大熊猫看小电影》为例看新闻杂志的时评杂文        

严肃的谐谑——网络新闻评论的娱乐诉求分析                    

报纸新闻评论与网络新闻评论易读性比较研究                    

体育赛事对体育评论中黑色语言的影响——以足球评论为例       

读者来信——公共话语空间的另类建构                          

文人论政言论的不同形态：《大公报》“星期论文”与“清议”言论要素之比较         

网络评论的演变特征浅析——以“杭州飙车撞人事件”中的网民评论为例             

　　就这样，这两天的校园，仿佛被毕业生充满了。他们临别前的热情，感染了这座校园。有的学生，我冷丁一见，脱口就能叫出他们的姓名。这些同学可能会内心赞叹：老师记性真好！但实际上，有些讲课时特别熟的同学，反而一时叫不出来名子，因此不敢叫，到背人处才慢慢想起这些同学的名子。否则叫错了尴尬，也让他们对我有意见。比如今天上午匆走进学院大门，有一群同学兴奋地叫住我合影，其中李慧敏还给我介绍了专门来参加她毕业典礼的妈妈。这个李慧敏我当时就没敢叫出名子来。到了办公室里有才想起来。她是前年我班上一位非常聪明可爱的女同学。还有一篇评论作业被我推荐发表。我如果今天当时叫得出她的名子，本来应该对她妈妈夸她两句的。还有一位同学郭晓慧，我当时也没敢叫。这两位同学上课时总是坐在第一排。——可见老师记同学，其实是以课堂的背景来记的。比如，提到一位同学，总是同时记起他在教室某个座位的样子——尽管他们坐的地方其实经常变来变去。而同是这一级的新闻专业同学吴迪、周锦宇、贾思玉、温敏哲、程晨、唐跃、赵一争、常成，路上遇到，脱口就叫出来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其实一个老师脑子里面，在随时可以提取的浅层记忆空间，只能够装进去有限的学生姓名。每学期需要尽快记住的新的同学的姓名，会把上一学期、上一年的同学姓名“挤”到深层记忆空间里——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一些契机碰巧调出这些同学的姓名，我会认为自己完全忘记了他们。但是，只要回家在电脑里重新翻阅一下他们的作业或名册，他们的面容就都能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但是，将来还能不能想起来，就不好说了。

　　请与我合影的同学们，按照你们前年传给我作业使用的邮件地址，把照片传给我，以使我不至于忘记你们。

　　照片就不在这里贴了——尊重别人的肖像权。

　　不见得只是乔新生、高一飞等因观点而被骂的当事者个人。如果其他潜在的表达者因鉴于他们的遭遇而“吸取教训”，那么，同样，言论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所承诺的观点的多样化，也已经损失了。至少，我自己因为对乔新生的一篇评论发表了一些看法——至少没有跟着批评乔新生吧，就跟着分担了一些骂名，“无良教授”啊，没有良心和血性啊，等等。这算是轻的。高、乔两位所挨的骂比我更高一个等级，这里就不便重复了。所以，当我为重提这个话头而有所犹豫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到我已经言论不自由了。我从自己身上体会到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网络语言，已经对我们所有发表评论的朋友们产生压力了——也许因为你这次观点正确而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下回仍然观点正确呢？如果你总是在小心地探测你的观点是否符合网络上的正确标准而发言，你的思想和表达，还是自由的吗？

　　这两天，我在看两篇关于网络言论的论文，一篇是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第四期上的《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以“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为例》；另一篇是该刊第五期《不应高估网络言论——基于122个网络议题的实证分析》这两篇都对网络言论（主要是在论坛、跟贴中的言论）的表达、交流、认识效果及其质量做出了比较消极的判断。此前该刊2008年第5期，还有著名网络问题专家胡泳的论文《网络开展政治慎议的障碍因素》，也对网络言论表达了同样消极的看法。我想，这种消极的判断与评价，如果发表在网络上，也会受到匿名谩骂的。因为，当网络言论作为一种价值被学术研究“低估”的时候，与此相联系的人群，自然会感受到价值贬损而不能忍受。

　　但是，这几篇论文，都不是诉之于网民的，而是诉之于媒体和决策者的。它们的初衷不是要贬损或约束哪一个表达群体，而是提醒人们要对网络言论的代表性及效果以客观准确的估价——也许，它已经被高估了。同时，它们也时常以低水平的匿名谩骂证明着自己被高估了。尽管，以2003年孙志刚案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作为标志，人们认为网络言论推动着中国政治的进步，这是不容否定的。

　　我的这篇文章文，也不是诉之于网民、责之于网民的。我诉之于我过去的同行，那些至今以笔为业的人朋友们。你们在今天因为观点正确，应和了广大网民的意见倾向而受到欢呼，你们看到你们所批评的人因此受到网民的谩骂。但是，这种言论环境需要你们小心，因为，你们可能会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应和这种环境，以这种环境的标准为标准，以这种环境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在根本上丧失独立表达的勇气。如果这是我的过虑，那么最好。我也希望如此。实际上，我在何三畏痛批乔新生文章后面，看到何三畏兄受到网民们英雄般的推崇和鼓励。然而，就在此前不久，何三畏兄另一篇质疑李辉揭露文怀沙个人历史的博文，却受到了可能是同样一批网民的痛骂。而何三畏的这篇文章。我读后深以为然，觉得非常有勇气、也有令人尊重的理性与宽容。他就是我一直尊重的人。何三畏两篇博文在网络上的不同遭际说明了什么？我觉得特别耐人寻味。我只希望，无论是网民的欢呼还是痛骂、讥讽，都不要影响何三畏将来自由的思想与表达。

　　我的时评朋友，在今天，你可能对观点的正确与否更敏感，永远希望自己站在正义一边、弱者一边、人民大众一边。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一个过去曾经从事观点写作，现在在大学观察观点写作的人，则对观点表达的自由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保障观点的多元与自由，通过理性的批评与论辩，就不难收获正确的观点——即使我不正确，还有你正确呢。但是，如果观点表达不自由，只允许有一种正确的观点表达，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了。

     前几天我接到陈卓的电话：“马老师，《现代评论》，您还买吗？”原来，上次我们一起出去买书，看到一套六折的《现代评论》（影印本），他觉得还是贵了一些，劝我再等等。这次，他在南四环外一个物流中心，偶然发现这套原价840元的现代中国著名期刊的影印本，在这里竟然以三点八折出售，便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帮我买了回来。

　　　出版于1924年的《现代评论》是中国近现代不绝如缕的知识分子“同人期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由在北京的一批曾经留学英美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创办。再往前，还有1922年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的《努力周报》、1918年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创办的《每周评论》、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再往后，还有1932年由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1946年由储安平创办的《观察》等。这些刊物，有着相同的精神传统和运作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两大报刊体系之外，显示出其独有的特色。

　　这些刊物的原件，我在参与由涂老师领衔的“中国期刊研究”项目的写作中，都曾在学校旧图借阅过，也曾在前几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提到过。而这些刊物的影印本，差不都是由湖南岳麓书社在1999年影印出版的，最近以新书的形式再次出现于市面上，就是那一版的加印。除了05年由我的硕士生兰金山购得，并在结业后赠我的《努力周报》之外，其余《独立评论》、《观察》和《现代评论》，都是我在最近一个月内购得的。

　　这些同人期刊都属于政论性的刊物。除《观察》有一些新闻通讯（报道）之外，基本上是评论，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因为由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业余创办（往往是轮流编辑）的这类期刊，不仅资本少，更无采访资源和实力。但是，它们对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贡献，值得研究。比如《努力》周报的“这一周”短评，在与周刊节奏的结合上就有所创新，也为后世立范。大学教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适应新闻节奏和大众阅读的手法写作新闻评论，是这些刊物评论的明显特色。这在《现代评论》中也很突出，比如，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专栏就是“时事短评”数则。这样一种写作，与中国近代早期政论家、王韬、梁启超的写作可能有所不同。我想主要是这么两点，一，他们与那些早期政论家的博览群书的“万金油”不同，他们都是各自有着现代学科专业背景的大学教授；二，他们那种政治思想宣传的的动机并不像前者那么强烈。

    《现代评论》第一期的“本刊启事”中写道：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为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这种突破“同人”的封闭圈子的“公共论坛”，应该说，比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又迈出了一步。同时又与后来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的办刊精神暗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看重《现代评论》。

　　《现代评论》的内容，基本上是时政评论+纯文学作品。这种相距远的两类作品简单对接的结构，当代期刊中几乎没有。不过，我想，这可能也反映了当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的结构：一方面心系天下，关注时政；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己内心的爱好。更早两年的《努力》周报也是这样，前一半篇幅非常“实”，非常“新闻”；后一半篇幅非常“文学”，非常“学术”。比如，胡适在前面的“这一周”栏目里评议时政，而在后面则刊登自己的红楼梦考据。为这个还曾有读者提出不满。

    对于《现代评论》，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容档次特别高的书，其实特别“廉价”，它连“封面”都没有。也就是书，封面的用纸与内页都是一样的刊头和目录就印在第一页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都是由“同人”拿自己的工资共同凑点儿，就能办起这么一个在历史上著名的刊物。那时候办刊的门槛很低，也相对自由。所以才有了同人刊物的繁荣与教授评论的出现。这同如今各报言论版给学者开专栏，可太不一样了。

　　当然，对于同人期刊和“教授评论”，我所阅尚浅。所以，买这些期刊的影印本，就是有时间慢慢读的。好几年前，我曾在感谢方先生赠书的电话里对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说：我想写一本书，就叫“写评论的教授们”。方先生说，先不要这么大胃口，一个一个地研究。如今，连“一个”我还没有研究透呢。想到当年对方先生夸下的海口，不觉汗颜。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它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1917年9月6日《每周评论》）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这个语境中，李大钊的这段文章的论点显然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旧的思想，而不是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那么，这个论点，而以从“旧墙危险”推导出来吗？在“旧墙”与旧思想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可以说，没有关系；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比喻性的关系。即，它不是客观事物之间真实的关系，而只是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之中虚拟的关系。我们可以认定，这一段是一种比喻，而不是一种论证。

　　　旧思想的危险，应当以与旧思想相关的具体论据来论证，而不可能用“旧墙”的危险性来论据。因为，在“墙”与“思想”之间，并没有实际的关系性。它们只在“旧”这个标志着时间、状态的形容词性的概念上有关联。除非李大钊做一个规模宠大的归纳推理，证明所有旧的东西都是危险的，由此再以这个前提做演绎推理，得出旧思想也是危险的。但是，从无数事物中归纳，做出“所有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这个工程量显然太大了，不可能完成。所以，从旧墙的危险性，不能推导出旧思想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旧思想可能确实危险，但按照逻辑，无法从旧墙的危险性中推导出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但是导科学、理性的方法。但他们处于与旧新闻、旧文化的战斗中，他们要说服公众。因此，在说服的过程中，也就难免使用一些并不十分符合科学、理性标准的技术手段。而且这种三言两语的短评，真的无法展开严密的论证。上述那段李大钊的短评，就是这样的手段。它的问题就是用比喻代替论证，所谓“喻证法”。这种方法论流传甚广。就连我尊敬的范荣康先生也认为“尤其精彩”。

　　这样，在昨天最后一次的周末在职研究生评论课上，我就把它作为一个讨论题，并且由此补充讲授了本科评论教学中关于类比论证的要求，以及类比论证与比喻的区别。

    何三畏文章说乔新生“改编案情”，标题说乔“对弱者用笔如刀”。我觉得有些过当。对此，我觉得也应该有准确的把握。

　　乔新生作为一个案外的评论者，他的身份和他所做的事，都不足以“改编案情”。他的问题，属于在评论中概括事实语言选择是否准确的问题。比如，乔文说事发现场是“洗浴场所”，本身不是错误和“改编”；但指明“色情服务场所”或“异性洗浴”，如果有足够根据的话，信息则更为丰富和准确。也可能更有利于评论者争取读者支持当事一方。但司法判决的依据，只能是当事双方具体的行为事实，而不是这种行为发生的场所的性质。

　　再如，乔新生使用的“肢体冲突”一词，确为中性描述，本身并不包含作者对责任一方的倾向性认定。而何三畏提出应当使用警方已经认定的“拉扯推搡”，则包含了对事件主动一方的认定。即邓玉娇只能是“被”别人“拉扯推搡”的。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也不过是我们长期实际语言使用中形成的语感倾向。因此，“肢体冲突”与“拉扯推搡”相比，前者比后者更为抽象；后者比前者信息更丰富。但即使我们把“肢体冲突”与“拉扯推搡”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边，对于事件的过程和情节，也还是有基于警方来源的基本认识的，比“肢体冲突”与“拉扯推搡”更具体——无论是“推坐”还是“按倒”，都显示出双方强弱异势，是非曲直清楚。

    由于不同的职业，人们的语感有所不同，使用语言的偏好也有所不同。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不必在某个词汇的理解上展开争论，而应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被集中、清晰表达的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论证上面。

　　当然，乔老师这篇文章，不是被人批评观点，而是挑剔叙事，可见新闻评论中的叙事，已经成为人们敏感关注的部分。对于新闻评论中的叙事伦理，我以前也曾在课上和博客里与同学、朋友们讨论过。大家基本接受的共识是：

　　新闻评论中的叙事，不一定要像报道那样中立，可以因为评论的观点而有倾向。

　　评论中的叙事可以有所选择，而不必像报道那样全面。

　　但是，叙事伦理的底线是：不扭曲事实，不隐瞒事实。

　　而何三畏对乔新生的批评则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新闻评论中的叙事用语，要准确，特别在敏感的、有争议的司法案件上，尽可能按照司法确认的事实来表述。

　　至于观点，我仍然认为，每个人都有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并且应当受到尊重。不必畏惧多数舆论。也不必怕“不得人心”。因为弱者需要的是公正判决，而不是每个人表态。

　　后来我搜索了一下，乔新生那篇文章应该是《邓玉娇案件中的新闻传播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些媒体对邓玉娇案的报道提出了规范方面的批评。乔新生受到的批评恐怕不仅是因为其中对案情的概括，而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因为多年前做评论编辑，乔新生与何三畏其实我都认识。何三畏长于媒介批评题材的新闻评论；乔新生则是一位较早进入新闻评论写作的法律学者，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本身也有较深长的思考，都值得我学习。

　　我写此文，不是为了在两个人中间和稀泥，而是觉得，评论中的叙事问题确实重要，值得关注和讨论。同时，我们写评论，对人和人的文字的判断、评价，也应该尽可能准确和公正。

    至于《对弱何苦用笔如刀》这样一个标题所表达的倾向，我觉得涉及评论思维与法律思维、评论伦理与司法伦理的关系问题，也顺便谈谈：

    人们一般认为，在评论语言中，对强者的用语可以更严厉一些，对弱者则应更宽容一些。这是人的普遍的同情心在评论中的自然表现。是评论反映一般公众情感倾向。我觉得，这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它甚至是社会公平的一种形式或功能，只要不越过公正的边界，不扭曲事实。但法律思维恐怕就不一样了：法律女神是被蒙住眼睛的，她不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只看事实。这两种思维和伦理标准的差异和冲突，也可能体现在一种人身上，就是一个写作新闻评论的法律工作者。乔新生老师作为一位长期写作新闻评论的法学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写作群体的的代表。他们通过新闻评论为我们提供法律知识和法律的观念，他们也习惯于在新闻评论中运用法律思维。这是他们对社会公众的贡献。但是，当人们期待于他们的评论承担上述同情弱者的倾向的时候，这就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法律思维习惯相冲突了。这是两种角色、两种思维、两种职业伦理的冲突。我们从他们的评论中，有一得，必有一失；他们在评论写作中，有一得，也必有一失。难以兼得。

附： 

对弱者何苦用笔如刀

作者: 何三畏

2009-06-10 22:02:48

 来源:南方周末

　　假如有段案情被描述为：“洗浴场所的女工×××在工作期间，与当地官员发生肢体冲突，愤而刺死、刺伤官员。”你觉得，女工该当何罪？

　　文盲都看得出，女工是故意杀人，该当死罪。但这里说的不是假如，而是一段真实的引文。相信你一开始就能猜中，引文中的“×××”就是邓玉娇。而这段引文的版权，归湖北省法学会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乔新生。

　　但乔先生的描述跟公安侦结的案情却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后者是这样的：“邓玉娇在遭受到黄德智、邓贵大强迫要求其洗浴，被拒绝后又拉扯推搡、言辞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持刀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对照同一案情的两种书写方式，让人背脊发凉：公安公布的案情里，邓玉娇没有在“工作期间”也不是“洗浴场所的女工”！而且“当地官员”才是引发案件的主体，邓玉娇则被“强迫要求其洗浴”，“拉扯推搡、言辞侮辱”！即遭遇性侵犯！而非乔先生的“与当地官员发生肢体冲突”。“与”可以表明主动，表明冲突双方的对等关系，特别是在乔先生的叙述中，邓玉娇处于这个句式的“上承”关系，逻辑上更易被读作“主动”。但事实不是这样，她与当地官员不是处于对等关系，她在逃避，逃避那个致命的“与”。邓玉娇的“肢体”不会也没有去“冲突”当地官员的肢体。

　　同时，公安侦结报告也暗示了案发地不是什么“洗浴场所”，而是“异性洗浴”所在，也就是“色情服务场所”。这连巴东当局都不否认。但经乔先生这一改，邓玉娇成了“洗浴场所的女工”，且是在“工作期间，与当地官员发生肢体冲突”，邓玉娇完全成了“没有职业道德”的，任意攻击他人的疯子。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情节是，在公安的报告里，邓玉娇的“防卫过当”行为，是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在乔先生那里，是在“与当地官员发生肢体冲突”时，“愤而”所为。这样“改编”案情，岂非用笔杀人？

　　谁知道乔先生为什么这样改编案情？能知道的只是，在“乔新生版邓玉娇案”发表之前，公安方面调查终结的邓玉娇案已公布天下。

　　乔先生的这些高论引起“强烈反响”之后，6月3日，他在21CN发出回应，称“我不会像孙东东先生那样去道歉，也不会更改自己的观点”！誓以“不道歉”而超越孙东东的乔先生，并不打算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他的回应只在21CN的网页挂两天，就“应作者的要求”删除。多么低等粗劣的公共话语，让人说什么好呢？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9852

　　的确有一些新的教科书试图扩展“新闻评论”这个概念的外延，比如放弃“成文”的标准，把网络论坛上那些“不成文”的跟贴纳入其中；在内涵上进一步抽象化，比如将其内涵收缩为“意见性信息”。我原来是同意学界这种积极的应对姿态的。但现在我有些不同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生硬地撑破“新闻评论”这个概念本来的外衣，或者扭曲这个概念本身。如果“新闻评论”这个概念确实难以包容我们想要观察、研究和教学的传播现象，并且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换一个概念来作为我们的教学基础好了。换什么呢？“观点写作”——Opinion Writing，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相关课程的名称。但现在看来，“写作”也仍然是太窄了，因为它不能包含电视评论节目或辩论节目中那些“说出来”的观点。所以，“观点表达”，是比较合适的。

　　“新闻评论”长期以来作为大学新闻教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课程名称，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理由是：“新闻评论”是长期以来唯一能够让人们看到、在此大众媒体上出现的观点表达形式；另一个理由是：新闻教学的一个目标，就是为大众媒体培养能够掌握采、写、编、评职业技能的专业人才。所以，要改变这个名称，并不容易。但是，在当代，在新闻评论这样一种途径之外，还有多种多样并不以“评论新闻”作为方式的观点表达；在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写作之外，还有更多的“公民写作”——“公民表达”。新闻教学应当正视这样一个形势和局面，应当扩展自己，而不是要扭曲对象。

　　我最近在美国学者斯坎伦一本名叫《宽容之难》的伦理学文集中，看到这一段关于“表达行为”的界定。我虽然不准备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扩展到“行为”上去。但他对表达的理解，对我理解观点表达的特点很有启发：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唯一一类行为是“表达行为”：在我看来，它们包含行为者用以向个人或更多的人传递某个论点或某种态度的所有行为；这是一类相当广泛的行为-除了许多言论和出版行为之外，还包括符号的展示、未能展示的符号行为、游行、音乐演出，以及某些轰炸、暗杀和自我牺牲-任何行为只要涉及它所要传递的论点和态度，就可以被划归为表达行为：

 　　在典型的意义上说，一种“言论自由”理论所关涉的言论表达行为都是向大量的受众(audience)(如果不可能是最广泛的话)作出的，并且所传递的论点和态度都被认为是具有某种利益普遍性的：我认为，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何不情愿将银行枪劫犯和他所面对的出纳员之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称做恰当意义亡的言论表达行为：然而，如果抢匪抢劫出纳员钞票这一行为除了包含通常的威胁含义之外，还包含对其行为的政治辩护以及规劝他人向他学习的含义的话，我们的不情愿倾向就会有所削弱：这样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扩充可能的受众数量，并增加所传递之信息的利益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