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事情由于“读者来书”。编辑都没有调查“陈怀琪”是真名假名，就给登出了。这是根本不合编辑“读者来书”的普通原则的!这是我们的大错误。

　　凡读者投书，(1)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登载?(2)其有自己声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者，必须另有声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不给发表。

　　我很诚恳地盼望我们大家作一次严重的检讨，切实改善本刊的编辑方法，例如“读者投书”的编辑，必须严格的实行我上面指出的两条办法。(国内通行的办法还有一条，就是加上声明，投书人发表的意见，并不能代表本社的意见。)

  　　此外，我还有两三个建议：

 　 (1)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

  　(2)本刊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当年的《独立评论》与《现代评论》皆没有不署名的社论。

  　(3)以后停止“短评”。因为“短评”最容易作俏皮的讽刺语，又不署名，最容易使人看作尖刻或轻薄。

  　（《新青年》的《随感录》，《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各条尾皆有笔名。)

　　有人说，社论须署名，则社论更难找人写了。我的看法是，争取言论自由必须用真姓名，才可以表示负言论的责任。若发言人怕负言论的责任，则不如不发表这种言论，所以我办《独立评论》五年之久，没有发表一篇假姓名的文字。我们当初的公开表示是“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这种态度，久而久之，终可以得到多数读者的同情和信任。

　　少华按：胡适虽然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但他一生主办或参与编辑过好几本刊物，对于新闻伦理、评论伦理和编辑操作规范多有思考。当然，他所说的“停止‘短评’。因为‘短评’最容易作俏皮的讽刺语”的标准，是否过苛，还值得探讨。但“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我想可以成为普遍接受的评论伦理原则。

　　至于编辑读者来信可能带来的事实风险，韬奋编《生活》周刊是编读者来信非常多的，他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谈。总之，评论和读者来信是会涉及到事实问题的，对事实的真伪，编辑负多大责任，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

                谈谈对电视新闻评论的看法   曹林

    昨天晚上参加了央视二套一个电视评论栏目的策划会，挺欣赏他们做纯“电视新闻评论”的路子：主持人加观察员加评论员。

　　什么是电视新闻评论。谈到新闻评论，很多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前面加上电视，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概念和样式就变得多种多样了，什么综合利用电视的声音、画面、字幕和论说语言的评论，结果把个电视新闻评论搞得花里胡哨，又有采访又有新闻又有调查又有材料等等，把真正的评和论挤压到很小的空间里，失去了评论的本质和意义。以电视的各种丰富的表达和表现手段把评论包装起来，结果反而不像评论了。

　　我觉得，评论就是评论，不管电视评论、报纸评论还是广播评论、网络评论，评论的核心就是观点和判断，就是以评论员为主体、以评论员的判断为核心的观点表达，很纯粹的东西，基本架构就是一个评论员坐在哪里对新闻事件发表观点，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作出独到准确的判断，影响事件的进程。当然，你可以添加各种电视元素，利用电视表达的丰富性，但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让调查和采访压过了评论员的表现，否则的话，我感觉就不叫电视新闻评论了。过于强调电视新闻评论的电视表达手段，过于强调电视评论的电视包装，很容易使电视评论失去本质，被新闻所同化了，被那些新闻技术手段所遮蔽，成为新闻的附庸。

　　看过不少挂着电视新闻评论栏头的节目，但我感觉那不是纯种的电视新闻评论，而是一种大杂烩，只有最后那一点儿点评才像评论，其他还都是新闻和调查，评论被新闻和调查所淹没了，评论员被记者所盖住了。有人说让一个评论员坐在那儿干巴巴地评论会很不好看，也浪费了电视的优势，其实不是这样，美国很多收视率很的节目都是那些大牌评论员坐在镜头前纯粹评论的东西，评好了是很有看点和卖点的。

http://mumumu.bokee.com/6761906.html

[少华按：我把与曹林相同、相异的观点附录如下：

杨新敏主编《当代广播电视新闻评论》：

　　　现在，《焦点访谈》那样的纯粹依靠“事实”画面，主持人在头尾说些诸如“值得我们深思”之类的套话的评论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一些更有深度、更为繁杂的内容的要求了。

　　　现在，新的新闻评论模式层出不穷，像《今日说法》那样的运用脱口秀形式进行抽象的法理评说的方式，也很受观众欢迎，并一度领导着电视新闻评论的新潮流。《今日说法》的成功充分说明，观众并不是只爱事实，不喜欢观点。

王振亚、李舒：《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

　　　电视评论是新闻评论。它不论以什么具体形式出现，都必须坚持新闻评论的体裁特征，特别是政论性特征…如同其他媒介的评论一样，它以说理为主要手段，阐述评论主体的主观看法和见解，而不是什么“客观的评论”，也不是受访人的意见所能取代的；当然，也需要十分重视发掘和表现新闻事实，但事实毕竟是为说理服务的，而不是事实自己在那里“说话”。如果一则评论，就有张三、李四怎么说，而唯独没有评论主体（媒介或记者、主持人）自己的看法，那就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电视评论。

李岩　黄匡宇　张联编著：《广播电视新闻学》：

　　电视的问世造就了人们依赖‘图像文化’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图像文化观念演绎出来的具象性对抽象性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图像文化’低智力门槛的依赖性成了电视语言兼容多极文化符号的巨大阻力，电视新闻言论的实践与研究就被‘图像文化’紧紧束缚住了手脚：当电视新闻言论需要展开理论阐释时，‘电视评论只宜依靠图像适当议论’之类的观点会迫使‘言论’回到‘夹叙夹议’的层面上去；当新闻言论需要用术语浓缩思想、展示观点时，又有‘电视评论不能落报纸评论的窠臼’的训示，让‘言论’回到图像中去营造思想的具象。失之偏颇的电视‘图像文化’，给本应有几分理论色彩的电视新闻言论节目带来了困扰。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平面媒体在理性深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电视媒体天生的优势则首先在于为观众提供感性的材料，观众可以在这些材料中得到愉悦，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实现认识的飞跃。所以我们不能用平面媒体的深刻标准来要求电视，电视不要舍近求远地去盲目追求原属于平面媒体的那种深刻，这种追求往往以电视丧失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而告终。

　　[少华按：显然，支持曹林观点的，是前三本书学界人士的看法；而与曹林观点恰好相异的，是后一本书业界人士的看法。而最后一本书的作者孙玉胜，恰恰就是央视《焦点访谈》的创始人。曹林自己作为报纸评论人士，与孙玉胜这位电视评论“老大”的观点相异，颇耐人寻味。曹林所代表的观点，能否为电视业内人士接受，也是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受邀人士多为报纸评论人士。现在，大家该知道我为什么没敢去了吧？一去，就势必处于这种我早已了解的认识、观念的冲突之中。我自己虽在学术观点上倾向于曹林、杨新敏等人所代表的看法，但对于央视在目前情况下能否做好“纯粹评论”节目没有信心。当然还有具体的原因，就是在弟弟家看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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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作品节选及点评

大专辩论赛模式解放不了思想

2008-7-11东方早报  作者：　张鸣

　　辩论赛不新鲜，但官员辩论赛新鲜。即便是仅仅形式上的新鲜，也可能给官场带来某种变化。但是，令人们担心的是，这样的辩论赛，也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效应。因为从辩论赛的辩题看，这样的辩论，无论争得多么激烈，点评多么到位，实际上对搞辩论赛的原意——思想解放帮助不大，因为这样似是而非的辩题，是无法深入讨论的。况且，我们的官场空气沉闷固然是一个毛病，但另一个毛病则是形式主义。我很担心，这种辩论赛如果今后如火如荼地搞下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官场游戏，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狂欢？

　　眼下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非常关键的阶段，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这个新阶段的重中之重。解放思想，需要有形式的刺激，更需要实际的措施，切实的制度变革。一个可以操作的改革方案，加上坚决而扎实的落实，比一万种幻想和一百种游戏都要强。

　　[点评：我看到的同一选题的其他作品，多从改造官场风气的角度对这一事件予以价值上的肯定。对此我是认同的。但这篇评论则借题发挥，直入更深层的问题，即我们现在面临的思想解放问题——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思想解放的心胸和能力？节选中的第二段话，说得很重。]

必先救民于水火而后才能救市

潇湘晨报2008-7-14 作者：杨耕身 

　　一方面，“房奴”不应是民众无条件承受的命运与磨难，每一个责任政府都不应听任其民众在水火中独自挣扎；另一方面，别让民众沦为房奴而不能自拔，才是真正的救市良策。因此，当房奴不堪重负，社会心理动荡，市场信心下行，他们就开始成为政府不能规避的拷问与责任。如果政府未能承担这份责任，则由此引发的溃败与破坏，势将不可收拾。这是美国豪掷3000亿美元救市的理性所在，亦为观望我国房地产现象的启示所在。

　　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当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开始走低之时，政府出手救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分清真正要救是谁，又该以何种方式来救。最近以来国内开发商频频聚会，声音异常凶猛，先是把自己比喻成“猪坚强”示弱，接着就呼吁政策松动，大有“逼宫”势头。但愈是如此，政府调控或救市之策愈需冷静。一方面，不能再拿以往对开发商那些扶持优惠政策来稳定市场，而必须首先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以及监管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的调控手段必须着眼于解房奴于倒悬的命运，由此达成的救市之目的才可能是正向的。

　　[点评：这是我看到的多篇“房市危机”评论之一，也是其中被选取中的两篇之一。它的特点就是非常明确的民生价值立场和非常有力清楚的表达。]

以司法理性还原郏啸寅诽谤案 

  新京报   2008-7-17

　　7月14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编造、散布谣言的郏啸寅以涉嫌诽谤罪批准逮捕。据称，7月2日下午，郏啸寅虚构杨佳因被闸北公安分局民警打伤生殖器、丧失生育能力而萌生报复袭警等内容，在网上多次发布、张贴，并被其他网站大量转载。检察机关认为，郏啸寅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涉嫌诽谤罪，故对其批准逮捕。

　　从郏啸寅被逮捕一事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其中存在与现行法律不合拍之处。刑法第246条规定的“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上的“诽谤他人”当然指向的是自然人。也就是说，只有郏啸寅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执法民警的名誉，他才有涉嫌诽谤罪的可能。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法人，社会团体和各类组织是无法成为诽谤罪的犯罪对象的。作为被监督的对象，政府机关面临诋毁时，应通过积极的说明解释来及时辟谣，并澄清事实真相。

　　退一步说，如果郏啸寅的确诽谤当时那几位警察，构成了“诽谤他人”的要件，那么，也应按照刑法规定，由被侵权人提出自诉。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只能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介入诽谤罪，郏啸寅所捏造的谎言因上海警方及时的辟谣而渐复平静，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大可商榷。

　　[点评：这是我看到的对郏啸寅诽谤案独持异议的两篇评论之一，据法而议，相对周详。反映了作者表达判断的勇敢和媒体发表不同观点的勇敢，也间接地反映了这个时代言论的开放程度。对不同的，“反对的”观点，我的选择标准而为看重。]

房地产救市论的谬误何在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07月15日   作者：郭国松

　　今年以来，深圳等城市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业界有人高喊“救市”。一位被称为“深圳房地产界的资深人士”尹香武先生认为，对深圳房地产业“救市”是有根据的，一是房地产本来就是个金钱游戏，也是个金融信号，它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深刻影响，放任深圳楼市目前的发展有导致深圳“房灾”的危险……此类观点实乃危言，在高房价的泡沫破灭之后，有人急忙出来为利益集团奔走呼号，其动机令人怀疑。

　　由于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买不起房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进而造成商品房销售大滑坡，价格下降的局面。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作用下价格杠杆的必然结果，本在预料之中，何来“救市”之说？所谓的“救市”，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维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或者说，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和地价等适度牺牲公共利益的手段，减少房地产开发成本，降低房价，其受益的应该是购房者，而不是继续维持高房价，让开发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点评：这是我选中的两篇涉及“房市危机”的评论之一。其特点也是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清醒的判断。]

 “干部满意度民调” 要具“民意杀伤力”

《扬子晚报》2008年07月15日  作者：曹林

　　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

　　我想，公众比“独立调查”更关注的是，是调查结果出来后怎么办。

 　　“干部满意度民调”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单向度、单纯的民调，而应该有实质性的问责功效，民调反映出的民意应该得到尊重，民意应该有“杀伤力”。如果某个地方干部选拔和任用的公众满意度非常低，多数人都投票表达了不满，民调结果公布后，该部门及其行政长官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也就是说，民调结果会不会影响到官员乌纱帽和直接促进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民调，公众填完了问卷事情就与自己无关了，剩下来的事都是上级领导自由裁量，民意白白地浪费自己的“表情”，那么公众根本不会产生对民调的归属感，也只会让公民参与民调的热情越来越低。

　　[这是我看到的6篇涉及中组部“民调”的评论之一，这个选题也是我看到的112篇中写得最多的选题。我选中这一篇，也是因为我的标准更侧重于审视、追问和深思，而不仅是在价值上作出肯定。此外，这一篇在表达上非常有力。]

权力越自制，权利越自觉

东方早报：2008-07-17

　　为缓解北京市区交通压力，保证奥运会顺利进行，实行错时上下班无疑很有必要，并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大力支持。但如何“错时”，却有一些细节上的讲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市政府并未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纳入错时上下班调整范围，何时上下班，仍由这些企业自行决定。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虽然私企、外企并不在错时上下班调整范围之内，但据《工人日报》7月15日报道，北京市的多数受访私企、外企都表示，为支持奥运会，他们也将对上下班时间作出调整。这样的表态是令人欣慰的，我们不妨将之归结为“权力越自制，权利越自觉”———政府没有强行要求私企、外企错时上下班，表达了权力对权利的敬重之意，这种敬重所换来的，并不是权利的心安理得乃至恣意放纵，而是权利对权力的回敬、对政府决策的自觉支持，在这种“敬重”与“回敬”之间，政府与民众共同促成了一次良性的互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越是权力保持谦抑的地方，老百姓越能对自己的权利保持克制，对政府越理解、越宽容、越支持，权力与权利之间偶有小摩擦也能很快很好地化解；反之，越是权力肆意妄为的地方，老百姓越是对权力缺少理解、尊重与支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一点小摩擦，就可能引发惊天怒火。说到底，权力与权利就如同人与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情同此情，理同此理。

　　[点评：这是最后一天看到的作品之一，也是我选中的多篇和最终推荐的两篇东方早报的作品之一。这篇评论把权力与权利之间应有的动态关系写得非常好，把一个道理写得非常好。虽然只是对北京奥运会期的安排的新闻作了一个价值判断，但意旨却暗暗涵盖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公共事件和社会矛盾。但是，上榜最终只有上面五篇，所以，列在第六位这篇作品就没有上榜。]

师德问题的失真放大于社会无益  

   南方都市报  2008-07-17  作者：

　　经由“范跑跑”与“杨不管”这样戏谑的命名，网络舆论已经表达了鲜明的批判倾向。对于师德师责问题的这种放大解读，开始呈现出对教师职业的道德强迫和精神威压。这种放大解读的取舍排序，无疑潜藏了一种隐性的不公。这种舆论选择的结果，本身表明教师群体确实弱势，而主管部门对教师的迅速处理，也隐含对网络舆论拔高师德的制度响应。

　　我们必须重视这种不公允的放大解读，对于教师职业的内在伤害。在更完整的职业权利获得保障之前，舆论不加克制的道德驱赶，只能令从业者深感逆反和内心分裂。如果我们在意真正的职业认同，而不是某种花哨的话语面具，就必须更清醒地直面现实的教师困境，而不是逼迫从业者重复那些无比正确的师德誓言。

　　[点评：这篇评论在因特殊事件而高涨的道德声浪里独持异议，表达了对一个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怀。这个价值倾向，我是肯定的。负责任地思考和勇敢的表达，是这篇作品给我的印象。]

工资倍增计划能“倍增”到谁？

大众日报2008年07月17日  作者：卢伟

　　首先应该说道说道的，是“职工”二字。不少人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有关部门发布的职工工资数据反映的是所有社会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其实一般统计意义上的职工只包括大型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城镇在岗正式职工。至于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个体户和大量中小企业的员工，并不在此“职工”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很可能这个工资倍增计划与他们无关。其实即便政府有意让这部分人增加工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连国企都已经“政企分开”，有关部门总不能给私企老板们下红头文件吧？而对于肯定能倍增到的那些财政供养人员，按照去年中国劳动学会公布的数字，其工资已经连续四年年均增长12%以上，即便是有几个地方增幅略低，对于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来说，增加几个百分点也是小菜一碟。

　　[点评：这是上一周我看到的五篇涉及“职工工资倍增”的评论之一。其中多数作品都表达了怀疑：比如从政府的影响力的角度，从职工及工会组织现实的谈判能力和劳动权利的角度。这篇作品有一点特点，就是从核心概念入手，更仔细地想到了“职工工资倍增”中的“职工”到底只能是什么人。这实际上触及了我们现有的劳动体制和劳动权利的保障体制——分立的、相互隔绝的体制、不能一视同仁的体制，是劳动权利和劳动报酬保障的最大障碍。当然，这话它没说出来，意思到了。]

   [少华按：尽管印在报上的排行榜已经取消了点评，但我自己是有点评的，即我是有理由、有比较、有判断、有标准的，而不是随便挑出几篇对付上交了事。把这些理由和判断写出来，既是对读者和编辑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也是为我自己的思考过程留下一点见证，为我的教学留下一点材料。正像我妻子观水昨天对我说的：干活是不吃亏的，甭管别人给你多少钱。]

　　来得早，人不多，空气凉爽清新。两人都是懒人，多少个周末都在家中消磨了——怕人多，怕堵车，怕没地儿停车。其实，早起一点，什么都不用怕了。

　　从植物园的东南门进入，避开了过去走南门不得不忍受长长甬道的单调，不远就是青荷绿柳的池塘幽景，不禁拿出相机。　　　

　　两条并行的道路颇有意味，我选幽深而狭窄的那一条。

　　这三座奇特的雕塑，让我想到“摇摇欲坠”。但它们作为日本著名雕塑家空·充秋先生的作品，象征的却是“生命初始阶段的萌动与生长”。

　　每一次来到植物园中的万生苑前，我都忍不住要拍摄这道绿色的弧线。

　　　夫妻二人在幽径边闲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聊老年卜居江南的事。远远听得树林那边有人唱京剧《红灯记》中的小铁梅，腔儿拉得很长，嗓音清脆，听得出是受过训练的，不是随便哼哼。待那人悠悠转过树林走到接前，却是一位老太太，边唱连走，旁若无人，连我对她竖起的大拇指也没看到。嗓子真是奇怪的东西——光听嗓音，不敢分辨多大岁数。

　　进园不到8点，就与国磊短信联系，当时他已在路上，等见到到他时，已是10点半了。这个从武汉来北京实习的小伙子，从潘家园的住处；转车数次来到植物园，花了整整三个小时，从东南到西北，穿越了北京城。这有点令我感慨。我随口说：“年轻人真不怕累。”国磊回话说：“年轻人就怕无聊。”中午一起在香山脚下吃过饭，我们回去，国磊则要到城内新华书店批销总店买书。国磊在中青报实习，刚刚发表了一篇题《80后青年进入加速怀旧时代》的调查报道，带了报纸，准备到香山这边来送给其中的采访对象小朱，但见到小朱后却忘了。回来时把报纸落在我的车上了。难道是有意给我看的吗？

    在京实习的外地学生不少。也许他们许多人都是像国磊这样度过周末的。

　　古人说“文无第一”，这指的就是文章是难于比较、排名的。再就是评价主体的因素——每个评委的标准、着眼点肯定都是不同的，尽管评论编辑这个职业群体（我曾也是其中一员）往往有一些共识，无论是对好的作品还是对一般性的作品。比如，是否提供了新的见解？表达是否明确、集中、有力？然后再考虑文采——特殊的表现力。这样，我首先启动“共识”的那部分判断力，排除了大部分，或者说，挑选了一小部分。再往后，就得依靠我个人的标准和个人的一些考虑。

　　其中的一些考虑，其实还是考虑到版面上的阅读效果。因为最终确定在“排行榜”上的作品，是以标题和删节了的部分内容呈现在《评论周刊》的版面上的，而不是全文照登。因此，一篇评论，能否通过删节把其精彩的、集中的、有力的议论突出呈现在版面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标准。这一方面取决于我看文的着眼点是否准确，删文的编辑功力是否到位；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它是否具有可以被单独“提”出来的精彩的、集中的、有力的议论？如果议论比较分散，表达上也不够明确有力，虽然全篇整体上不错，得到了我的推荐，但删节出来呈现在版面上的部分，就不足以服人。我觉得，这虽然是以“删节”的文本效果而设定的标准，其实也反映了评论阅读的一般规律：你怎么知道读者会全文一字不差地读下来呢？小样本调查表明，有一些读者其实是“跳读”的，那些相对独立的集中、有力的议论段落，往往是吸引他们阅读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编辑给我的交代是：“排行榜形式，您从评论里挑出8条优秀评论，并排出名次就可以了。您可只把标题列出来。”但实际上，由于上述原因，我在确定入榜作品之后，还是决定自己对作品进行节选，不是因为不相信编辑，而是要负责任：我自己做这件事，才能够心中有数，能够把握这些作品直接呈现给读者的样子。同时，在对作品的节选中也体现了我对这些作品评价的着眼点和评价标准。确实有几篇已经入选的作品在节选的环节中决定放弃了。

　　据编辑介绍，《新京报•评论周刊》一周评论排行榜出生以来，到我是第四任了，第一任评委是余世存，第二任是孟波，第三任是萧瀚，但因为排行榜被强令取消了点评，有一位评委放弃了。我听了之后也想放弃，因为我理解那位评委对点评的珍重：点评是评委对自己的选择提供的一个理由和说明，也是作者评价标准的直接呈现，它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否则，评委就只能靠别人的作品和自己良心和声誉来接受读者和同行对排行榜公正性的审视了。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一周之内的作品，比较集中的选题有：

　　房地产主题，集中在深圳房价暴跌——所谓“断供”和“救市”的话题（这个最多，112篇中有7篇）

　　中组部开展民意调查（6篇）

　　广东的“工资倍增计划”（ 112篇中有5篇），这个选题的作品从第一天（7月11日）延续到第7天（7月17日）

　　重庆的“官员辩论赛”（112篇中有4篇）

　　油价上涨（3篇）

　　对上海袭警案的议论也还没有过去（有三篇），但有新的由头和新的着眼点，比如对以诽谤罪拘捕案中谣言制造者的质疑（两篇）。

　　蒋方舟和张孟苏——低分考生被录取（两篇）

　　瓮安事件也还在议论之中，只是着眼点在扩散，比如，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从瓮安事件看网络实名制要不得》。

　　范美忠也还是有人的说，只不过是另一位刚刚“入列”的老师“杨不管”放在一起说。

　　此外，文艺类的评论，主要是对对新电影《赤壁》的批评（两篇）

　　到昨天，也就是截止范围的最后一天，新的主题开始出现：国资委对国企领导自定薪酬的控制（17日一天之内，编辑提供的30篇作品中就有三篇是评这个的。）

　　一些议论比较集中的选题，除非全都见解平庸，我总是尽可能选一篇。因为在我理解，这样一个评论排行榜，不仅是对作品个别的评价，从整体上，它还是评论者群体关注度的历史记录，它要留下的是：在某段时间里，特别引发人们集中议论的事物到底是什么。

　　同题的作品，只能在比较中择优，除非他们观点相反，而且有相反的价值。比如，对上海袭警事件中那个涉嫌造谣者郏啸寅以诽谤罪被起诉，我先看上的是7月16日发表在《潇湘晨报》上的《批捕“上海袭警案”造谣者妥当吗？》，在放弃了多篇作品之后，仍然保留了这一篇。因为其“据法质疑”并且能发表出来，反映了思想的勇敢与言论的开放。但是，看到17日《新京报》上的以司法理性还原郏啸寅诽谤案》之后，还是放弃了前一篇。同为对这一案件的质疑，前一篇的标题而为直白醒目，而后一篇文中的说理更为周详。而在深圳房产缩水和所谓“断供”与“救市”的选题下，我最终却选择了两篇：《潇湘晨报》的《必先救民于水火而后才能救市》与《21世纪经济报道：房地产救市论的谬误何在》。为什么呢？尽管这两篇评论都是以民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但是前一篇并没有否定“救市”，而且他考虑的“民生”中，是包括那些“房奴”的。而第二篇则是根本否定“救市”，认为房市依价格规律下降完全正常。它考虑中的“民生”，只包括那些以房子作为安身立命的居室而不是“金钱游戏”的人们。

　　有的作品虽不是新选题，但有新的认识框架，开始便进入我的备选名单，比如《燕赵都市报》的评论《上海袭警案暴露“前公民社会”的权利焦虑》，但我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它的判断始终是建立在对杨佳个人的判断之上，一方面从他对权力的质疑上判断他“是一个公民意识比较强烈的人”，另一方面又从他的凶残杀人报复上判断“其公民素质仍有重大缺陷”，由此建立一个“袭警案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利意识强烈的公民在一个不成熟的“前公民社会”里，无法面对自己的权利困境、对权利的期望值过高产生强烈焦虑而酿成的悲剧”的命题。我对由一个特殊的个案建立起这样一个对社会的整体判断没有信心。何况，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案子关系到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篇。

　　还有的作品一看就是有逻辑上的问题，比如《燕赵都市报》的评论《中富即安"是种现实而负责的选择》。这篇文章认为，从资源的限度角度着眼，“‘中富即安’，是中国应该选取、也是唯一可以选取的战略，是中国人理想的、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境界。”这个观点本来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这里面的主体是不确定的。谁是“中富”的主体？是国家，还是一个个的个人？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就以生活水平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富”都指对个人而言。对于个人来说，目标完全不同，一些个人岂止达到了“中富”，而且早已达到了“大富”；而另一些人呢，他们想望的也决不是“中富”，也不是小富，而是“温饱”。这些现实中的不同的个人不可能有同一个目标。对于一个结来说，“中富”是止不住的他们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中富”无异说梦。那么，这篇文章是给谁看呢？

　　当然，《燕赵都市报》还有一篇文章《石油垄断机制在利与义中两难》写得不错看，我暂时选中，最后因需要量和结尾表达得不够明确有力而放弃了。“明确有力”不见得是一个普遍的标题，有时，细腻的、正反两面的分析会影响表达的明确和有力。但是，对于这种删节呈现的评论作品排行榜的选择来说，表达上不够瞧明确有力，就不足以让读者认可。

　　有一些比较实、比较硬的经济形势分析，我其实是赞赏的（这个《东方早报》比较多），但节选出来不好看，也就不取。

　　还有一些作品，只是针对某个人、某篇报道或某篇评论中的一句话进行评论，我也不取。比如，《潇湘晨报》的《外逃贪官在美国“日子不好过”？》一文是针对7月15日《重庆晚报》一篇报道谈到，“多数出逃美国的贪官日子不好过，并以王振忠被情妇抛弃、病死他乡为例”，这篇我就不取，尽管我被其中的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在国内大多数老百姓沦为“房奴”的语境下，带着大量老百姓血汗钱外逃、在美国一次付清购买百万美元以上豪宅的中国贪官“日子不好过”？哄谁呢？”——我笑的是“哄谁呢？”三字。乐得把正在被我“看着”的10小侄子过来到我电脑上看。我说：“看得懂吗？”

　　呵呵，我虽然在自己推荐的排行榜中没有机会写一个字，但还是在这篇博文中写了3000多字，就算对自己和读者、编辑都有一个交代。

　　顺便交代一下，编辑提供的候选作品涉及的媒体面还是比较宽广的：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网、大河报、大众日报、东方早报、法制日报、法制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燕赵都市报、扬子晚报、中国青年报、潇湘晨报、燕赵晚报、钱江晚报、解放日报、齐鲁晚报、新民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齐鲁晚报、今晚报、中国江西新闻网、红网、东方网、南方周末

 　　这种排行榜在制度设计上无法保障什么公正性，但确实可以让一个报纸的读者看到更多媒体的评论。公正与否，只在作为评委的我个人的良心、经验和职业判断力。

     我暂时放在了“业务”这个文件夹中，因为，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认为“假消息”，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是“新闻”出了问题，而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尽管报道这个新闻（或假消息），是以长期以来“教育”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考——招生”存在的问题作为背景的。它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人们期待出现的新闻——许多在事实的真伪上有问题的消息，都是人们期待出现的。

    “业务”是我最大的一个文件夹——越来越大。所谓“业务”，对于我来说，就是对新闻业或新闻活动的观察与教学，其中分门别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假新闻”自然也是业务的一个部分。当然，在 “业务”文件夹中，还有一个子文件夹，叫作“学生”，因为学生的事虽然不属于“新闻”，但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学生就是我的“业务”。在“学生”这个文件夹中，既有（每学期同学的）“成绩”（其实包括作业），也有历年“与同学的邮件”，有“我的研究生”——对他们的论文的指导情况，也有我作为班主任那两个班和学生信息——那个文件夹叫作“班里”。历年参加答辩或评阅的本科、硕士研究生论文也在“学生”这个文件夹中。“业务”这个文件夹如今已有3.26GB；而其中“学生”这个文件夹已有1.03GB。文件夹越来越大，使得整体的转存变得很不容易。

    当然，“教育”也是我的比较大的文件夹，不是因为我是教师，而是因为我过去写评论，教育是主要的选题范围之一。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有一本《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译者在后记中感叹：“假如一个社会共同体仿在边衅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居然还有心思去空前精巧化其生活艺术，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恐怕其失落就有点必然性了。”所以，在蒙元入侵的阴影里，《武林旧事》是可耻的；一如在靖康之难的背景前，《东京梦华录》是可耻的；在甲申之变的衬托下，《陶庵梦忆》是可耻的。面对大历史不断地天崩地裂，后知后觉的我们，必然认定那些“精巧化其生活艺术”、那些“美化文学”的行为，纯属错误，甚至罪孽。逻辑就推论也就是，当我们的好日子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日子过好。

　　——正是这一段话把我触动了。作为一名讲授评论写作的教师，我对这一段话的论证性色彩十分敏感。而且我也敏感于它的论证难度和论证方法。显然，它似乎从一个很容易被人接受的逻辑和结论出发，最终却引人怀疑这个逻辑和结论。那么，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归谬法吗？它论证的效果如何呢？表达的效果又如何呢？

　　我问到论证效果，是要问：这样的论证是否足以推翻或者动摇由那位译者表达出的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我问到表达效果，是要问：书评作者的论证和结论是否容易被读者看懂？有没有更清楚明白一些的表达方法？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

　　当然，除了论证，这一段话表达的一种不同一般的价值观也触动了我。当然，还有一个事实问题需要判断，即：那种“精致的生活艺术”到底是不是国破家亡的原因？

　　顺便说说，近三十年之后，偶然坐在我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一年的中学校园里读书，那感觉真好。

借少华的题目

         张天蔚

    前几天，在读到马少华的一篇博文《关于革命权和自然法》和其后的留言，觉得有趣，便跟了比较长的留言，少华也做了回答。把我的留言扩展了一下，算作我的一篇。

    在现实的层面，我对自然法和天赋人权，有和少华一样的观点，即它们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自然法既无法执行，亦无从遵守，更不可能有一个以自然法为实在法的国家。同理，天赋人权说固然很鼓舞人心，但人的所有实际权利却只能来自法律的赋予和保护（无保护便无赋予，天不佑人，何来天赋)。说非洲丛林里的一名土著，与山西黑砖窑里的苦工，与比尔 盖茨有平等的权利，我是不大相信。所以我对某些人时刻拿天赋人权、自然法说事，很是不以为然。除非是把权利理解为“天然拥有，有待兑现”的一种东西，类似于“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之类。在这个定义下，盖茨与山西黑砖窑苦力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为本来拥有的天赋权利，在不同的人间法律下兑付得不同而已。

    在这个语境下，天赋人权理论的价值，在于对“法赋人权”状况的衡量和评价，美国批评中国，异见人士批评政府，都是以此为准。否则，中国人的法赋人权与美国人的法赋人权，无从比较高下。自然法的功能，大致也是如此，否则人们对一切现实法律的批评和反抗，就没有了“合法”的依据，法律就成了强权的结果和护持。

    所以，自然法、天赋人权这些看似虚幻的概念，自有其实在的功能，会成为批评、质疑、挑战现实的依据。尤其是当这些概念在经过不断的启蒙、宣讲，成为普遍的共识后，确实会对现实构成制约，以致成为进步的动力。所谓“普世价值”，也大概如此。回顾人类的进步史，也确实是“天赋人权”逐渐兑现的历史。

    至于“天赋人权”和“替天行道”，确实都有号召的功能，但不同或许在于，天赋人权（及自然法）是具体的、可列举的、可论证的，因而是可以通过谈判、博弈而争取、实现的。在“合法”（自然法）的框架下，否定现行法律（制定法），是一个精巧的设计。而“天道”则是绝对的、整体的，因而是不可谈判的。自然法之下，有法律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排除“合法”的革命。天赋人权之下，革命也是“维权”）。“天道”之下，却只能革命，而且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

    对于制定法与自然法、习惯法之间的关系，西方法治史多有论述，但我更愿意从上述角度解读。

    其实即使最坚定的天赋人权的鼓吹者，也自始便深知天赋与法赋之间的真实关系。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说：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若按这一说法，保留了奴隶制、剥夺了女性选举权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成立之日起便是非正义的，联邦政府则从成立之日起就应该被推翻。可这并没有妨碍天赋人权的坚定信奉者、鼓吹者杰斐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一手促成了合众国的建立，但他同时宣布人民合法地保留推翻它的权利。地上的国，永远受天上的法的审视和审判。

    最后可以说说我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看法。西方法学固有派别之分，但无论哪种学派，大都认可法律的两个主要来源：自然法与习惯法。习惯自然就是习惯，而所谓“自然”其实也并非超验的天意，不过共识而已。无论习惯或共识，都是与社会发展历史共生，而因此，西方法律内生于社会发展，乃真正如哈耶克所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而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乃引进全套西方法律制度，却是外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实，既无“天上”的法（自然法）作依据，又无“地上”的法（习惯法）为基础，整个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局面。中国（政府）采取如此路径实现建设法治的目标，自有不得不为的内外部条件，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不与其接轨，便等于自断通往未来的道路。其中法律制度的接轨，无疑是最重要的接轨之一。就此而言，西方现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自然法”。而在当下十分活跃的一批法学院出身的“宪政学者”看来，以全套引进的西方法律，似乎可以“倒逼”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对“上”可“启蒙”出对自然法的信仰，对“下”则有望训练出对现行法治的“习惯”。我曾在另一篇博文中写过：“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崇高和重要，毕竟还是整体社会制度的一个子系统，以一个子系统为原点来校正整个母系统，即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无望的。”表达了我对这种“倒逼”思路的担心，和对“宪政学者”们的怀疑，现在依然保留这种怀疑。

    由此，我对包括时评界在内的论者，动辄将司法乱象简单归结为没有司法独立，总是有些怀疑。在一个对法律没有“信仰”的社会，不把法官当成公务员，又能是什么呢？把全部的司法权交给独立因而几乎不受约束的法官，人们真的放心吗？为此我在前述那篇博文里感慨：“中国现在的真正问题，是无论原来的那套法律制度多么’自生自发‘，在当下的环境下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却不得不照搬一套完全陌生的制度，用以强行规范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和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差不太多，身体的不适和排异是最正常的反应，终其一生都得不断地彼此磨合、调适。”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时评作者给出的答案或建议，往往都太过简单。

张天蔚博文链接：

http://ztwno1.blog.sohu.com/94363290.html

　　为了教好新闻评论写作业务，我为什么要研究近现代史上的新闻评论呢？

　　中国的近现代，是新闻文体创新的活跃时期，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发现、摸索的重要时期。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新闻业务活动中，通过创造，发现了适合于大众传播的形式规律——无论是在报纸版面、消息标题还是评论的结构方面。这些，都与世界范围内一般性的新闻传播规律相合。研究那一段的作品，比较能够生动地提示新闻文体形式所暗含的传播规律。

　　通过摸索新确立的文体形式，与此前传统的“非新闻文体”，也能够形成比较明显的对比。比如，“时评”的概念及其所对应的文体特征，就是在那个时期被确定的。而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各类议论文中化脱出来的近代报刊政论。胡适对当年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评文体特征有一个著名的描述：

　　“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寻思考索。”

　　这一段话既揭示出时评文体与传统政论的形式区别；也揭示出至今仍然有效的评论传播规律和接受规律。

　　可以说，在今天的许多新闻文体的形式规律，都已在那个时候被发现了。所以，要揭示新闻评论文体中的传播规律，最好上溯到那个时代的作品中。此外，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形式创新，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被继承下来，现在“找回去”，就是在“寻宝”，寻找对当代业务创新具有启示性的思想资源。比如，昨天贴出的论文《论我国早期新闻评论中的交流性因素——以梁启超为例》，就是这种动机。

　　我自己是一个新闻业务教员，不敢站到新闻史的门墙之内。面对同一个时代，新闻业务教员关注的对象、视角，与新闻史家关注的对象、视角是不同的。新闻史家可能更多地着眼于新闻史实的真伪，考订历史上某一个新闻器物、新闻事件和某一位新闻活动家的细节。比如方汉奇先生《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归义军“进奏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他最近还研究了还有哪能位中国记者采访了了巴黎和会。宁树藩先生《我国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生生活》。姚福申先生《开元杂报考》，等等。考证的难度都比较大。而作为新闻业务教员，我只关注那些在近现代新闻评论作品中频繁、稳定地出现的文体现象，因为只有频繁、稳定地出现，才可能反映文体的规律，所以论据几乎“俯拾皆是”，难度就比较小。

　　当然，也不是说这两者没有交集之处。比如，宁树藩先生《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就揭示了新闻业务早期演进的历程。而李良荣先生那部发行甚广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更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新闻业务，很难说它究竟是属于“新闻史”的还是“新闻业务”的。曾建雄先生是史家传人，但他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则是我作为评论员时就最早受其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新闻史学传人、方先生的弟子李彬教授最近提出“新新闻史观”，也包含新闻史应更多地着眼于新闻业务的演进的意思。

　　当然，也有人从新闻业务的领域转到新闻史的领域的，比如我们学院退休的蓝鸿文教授，他本来是教采访写作的，退休后这些年则钻入“故纸堆”，进行新闻史实的考证，比如红军时期的报纸、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巴黎创办的报纸，更是对范长江的研究着力颇深。我每次到旧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查资料，总能看到蓝老的身影——他几乎每天早上从家里带一瓶水泡在图书馆的旧报刊中，中午图书馆关门休息，他才颤巍巍慢慢走回家里吃午饭。我再过十年、二十年，会不会也是像这样一个老头呢？

附：我近年发表涉及近现代史上新闻评论的论文：

《时评的历史与规范》（《新闻大学》       2002年秋季号）

《社评的选择——一种评论史角度的现实观察》（《新闻界》  2002年第4期）

《早期的时评－－论我国近代新闻评论发生发展的形式规律》（《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

《中国早期时政期刊新闻信息的形式发展》（《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努力周报的新闻实践与同人期刊的运作特征》，（《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论早期评论的发展对现代新闻周刊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

《论我国早期新闻评论中的交流性因素——以梁启超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本文所称的交流性因素，是指那些在评论文本中使受众产生交流感的语言因素。这种交流感，当然属于拟态的交流感，即它虚拟设定了一个交流对象，并在文本中创造了交流的气氛。

　　有意设置交流性因素，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就通过“太史公”与“上大夫壶遂”对话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史学观点。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环境及报刊市场促进了作者受众意识的增强，使得议论性文本中的交流性因素更为多样化，也更为频繁和突出

　　应该说明的是，梁启超的新闻评论与他的学术文章、政论，就表现形式来说是相互影响的。报刊这个传播环境给了这些不同性质的作品共同的传播特征。梁启超文章中的交流性因素，也是从其政论、学术文章，乃至演说自然地延伸到新闻评论中去的。

一、交流性因素的表现形式

其一，自设问答。

　　“设问”是一种交流性因素，因为设问其实是代替隐含的读者提问，因此，实际上是“设”了一个交流对象。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个有来有往的交流性节奏，从而打破了单一主体的长篇议论容易产生的单调沉闷感。

　　简单的自设问答，在中国近代的政论中就已经零星出现，比如王韬的早期政论著中有“说者以为”、“论者谓”[i]，郑观因的《盛世危言》和《万国公报》的早期文章中，也出现了“或问”、“或曰”等代替他人提出问题的形式。[ii]

　　在梁启超早期政论《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出现了以“难者曰”设置的交流性因素。以“难者曰”带起的辨驳性论证结构共四处。比如：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因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应之曰：‘不能工巧匠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阻碍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历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

　　在《论金银涨落》一文中，已使用“曰：……”代入模拟他者的设问。而同样以“曰：……”或“梁启超曰”作为应答。

　　比如，“曰：‘金贵银贱之为大害于中国，夫人而知之矣，敢问亦有为利于中国者乎？’曰：‘有以银贱之故，中国出口货可以畅销。何以言之？如十年之前丝价……”[iii]这是双重的自问自答。

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首段概括论点之后，即说：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嗜小说？答者曰：……”[iv]

　　发表于1902年的《新史学》，梁启超以“新史氏曰”作为自己意见的提示语，而以“或者曰”作为设置交流对象的提示语。文章一问一答，节奏十分生动。

　　这种自设问答的形式，最终成熟地运用于梁启超纯粹的新闻评论之中。比如，1911年发表的《收回干线铁路问题》：

　　“……据大清商律以设立之各省铁路公司，政府果有以一纸命令取消其权利之权利乎？此一问题也。或曰：国家既能以权利予人民，亦自当能取其既予之权利而夺之。苟国家非留保此种权利，则统治权之本质，何由得圆满，而权利渊源在国家之谓何矣？应之曰：变更人民权利之权利，诚属于国家，然国家当由何机关以行使此权利，此言法治者所当谨也。”[v]

　　文中的“或曰”和“应之曰”，就是自问自答，以交流的形式更深入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使文本显得活泼。

　　总体来看，这种“自设问答”的交流性因素，可以说是发扬传统。其主要的功能还是论证层面上的功能。但也起到了活跃节奏的效果。

其二，在文本中不断提及受众。

　　比如，梁启超1915年《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中，开头就写道：

　　“吾骤揭此问，读者得毋以为腐谈而目笑存之。然吾颇信此正未易置对，吾不审读者诸君，当未读吾此文以前，其曾以此疑问往来于脑际者果有几人，吾又欲读者诸君，既睹此题后，暂掩卷勿视吾文，试各以其意答之，吾窃计人人所答者决不相同。”[vi]

　　在这短短一段中，三次提及“读者”。这是直接呼唤读者“对话”的交流性因素。这样一种交流形态，是大众传播时代作者心中读者意识的自觉，在中国传统的议论文中从未出现过，应予充分的注意。因为，中国传统的议论文写作，或者是为了“藏之名山”——根本就没有现实的读者；或者是体现为表章、书信等有着特定传播对象的文本，或者供小范围亲友间欣赏。这几种文本的写作，都不会使作者产生通过提示性语言吸引读者注意、强化交流感的意识。而大众传播时代的读者“多数不定之人”[vii]的身份，才会使作者产生这样的交流意识。

　　其实，当年报刊政论文中出现的这类与受众交流的提示语， 不仅是“读者”，还有“看官”、“闻者”、“论者”等好几种称呼，在陈独秀为《安徽俗话报》写的白话评论中，则为“大家”、“列位”。比如陈独秀《瓜分中国》一文的结尾：

　　“唉！大家睡到半夜，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好先生呢！”[viii]

　　这种提示语在稍后《民立报》上章士钊的评论中也频频出现，比如1912年的《达喇嘛之专使》，首段即说：

　　“前夜本社按路透社特约电，言达赖喇嘛之专使，已抵俄京，此种行动，此种行动，或至惹起藏边之风云。记者请略记数语，以促读者注意。”文中有：“读者当知持英俄在藏势力之平衡者，乃吾国之势力。”[ix]

其三，明确点出特定的诉求对象。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是一篇典型的政论，在语言中与其他政论文章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末尾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诉求对象：

　　“吾欲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尔、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x]

　　这样在文章中专门提示诉求对象，是明显的交流性因素。它是大众传播环境的表征，尽管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学术性的。

　　1910年《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的最后一段：

　　“……吾敢以一言正告诸公曰：中国政治机关苟非根本的改革，则自今以往公等其无望能得一文之公债也。……”[xi]

　　这里的“诸公”也是特定的诉求对象，即当时把握国家财政大权的人。

　　梁启超还有许多有着特定诉求对象的评论作品，较早集中发表的有1902年《敬告留学生诸君》、《敬告当道者》、《敬告我同业诸君》和1903年的《敬告我国国民》。1910年《为国会期问题敬告国人》、1911年《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一直到1925年为五卅事件所作《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

　　这些作品都比一般政论作品有着更强的交流性彩色。它们往往是“公开信”的形式，还保留着传统书信体的形式特征。书信的口吻会增强评论文本中的交流感，因为：书信就是有着特定传播对象的文本。

　　比如《敬告留学生诸君》，首句为：

　　“某顿首，上书于所最敬爱之将来中国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某闻人各有天职。天职不尽，则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问于诸君者，则诸君天职何在之一问题是也。”[xii]

　　《为国会期问题敬告国人》，分9篇，分别“敬告”了“监国摄政王”、“政府诸公”、“各督抚”、“国中有闻誉之君子”、“一般国民”、“农民”、“国中有资力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等9 个对象群体。可见他已经具有了成熟自觉的对象化的传播交流意识。

　　这是一批同一特征的作品，反映了梁启超对这种写作手法越来越自觉地运用。

　　其实，即使在这类针对特定诉求对象的评论中，梁启超也还是尽可能注意到与一般读者的交流，比如，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末段有这样一句就是对一般读者的交流性提示语：

　　“吾国民苟非于此中消息参之至透，辨之至深，救之至勇，则吾见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转死沟壑而已。吾口已瘏，吾泪已干，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闻而动振于厥心者否耶？”[xiii]

　　这种有着特定诉求对象的评论文本，在当年很流行，比如，章太炎的《敬告对待间谍者》（1912），胡适的《敬告中国的女子》（1906）等等。

其四，以按语、附言的形式与读者交流。

　　按语本身就有正文之外的交流功能。如今习见的按语，多为“编者按”。而编者按的功能有着很强的交流性，它是“编者在记者（或作者）和受众间架设的一座沟通的桥梁。”[xiv]梁启超则为自己的文章加按语，除了补充正文信息的功能之外，其直接对读者说明正文、解释正文的意图跃然纸上。

　　如发表于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文前的“著者识”：

　　“（一）本篇因陈烈士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亦抑鄙人近年来所怀抱之意见也。……（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所在。……（三）本篇凡十章，为释者三，为述者，为论者五，皆用严正的论理法（演绎法归纳法并用）不敢有一语凭任臆见。……（四），本篇以避文字复沓之病，故多用附注，与正文相发明，望读者勿忽视。”[xv]

　　这篇按语表现了作者非常强烈的交流意识：十分关注读者动态的阅读反应和效果。

　　1910年的《币制条议》文头的“著者识”一共三条，最后一条是：

　　“篇中之文，务取通俗，几于参用白话，凡欲使读者了解而已。若律以文章义法，则惟有惭赧。”[xvi]

　　这一条按语，很有意义：一是它明确向读者显示：这虽然是一篇内容比较专业的文章，却尽可能通俗易读，以使读者不至于望而却步。二是它明确显示了梁启超为了实现文章的广泛传播宁可放弃“文章义法”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梁启超之所以对近代议论文体转型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为适应大众传播规律，一次次果断放弃传统的“文章义法”。

二、演说风习与评论中交流性因素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森阳一从日本明治时期的演说风习来解剖当年报刊政论的文体特征，这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环境中文体生成的影响因素，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演说’的文本是一种冒充的口语。它一边在预设着‘可按其原样讲述’的前提，一边在书写文字稿。因此，它是一种力图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创新的新型书写文本。”[xvii]

　　这项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演说影响写作风格；第二，演说促进言文一致。我们在梁启超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端倪。

　　我国清末民初，也是一个演说盛行的时代。无论是从《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记述，还是从《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文稿来看，梁启超都是一位演说活动频繁的人。演说文本的写作，可能会对他评论写作产生一定影响。

　　前面介绍的一种交流性因素——在文本中不断提及受众，比如梁启超文章中像口头禅一样的“诸君”，就很可能受当年演说风习的影响，因为不断提及受众恰恰是演说的语言特点， 是直接面对受众的演说环境所要求的。这在演说理论中被称作“呼语”，“呼语是对听众心理施加影响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运用恰当，可以起到激发听众情绪、吸引听众注意、引起听众思索等方面的作用。”[xviii]。由于演讲是现场真实交流，对演讲的切身经验可能会增强评论作者在文本中的交流意识。

　　语言学家高名凯说：“所谓‘语言风格’是人们在某种特殊的交际场合中，为着适应某种交际目的而在言论中形成的特殊的言语气氛或格调。”[xix]这一断语，恰可以说明演说经验如何影响了梁启超的言论风格。

　　梁启超的早期演说，往往事先写好的稿子，如1898年《保国会演说词》中所说的“以笔代舌”。[xx]

　　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有一篇《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开头是：

　　“诸君，小弟日前到神户，承诸君过爱，款待优隆，小弟感激无已，前者数次演说，诸君不弃，屡屡择其言，弟心窃自欣幸……”

　　其中说“有所欲演说者，谨书以奉告”，可见仍是“书面发言”。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多次插入了“诸君”这个交流性的提示语。可见演说情境对梁启超的交流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诸君”这个演说情境的提示语，就一直存在于梁启超一生的演说词中（后期的演说词中也有“先生们啊”等呼语），并由此延伸到他的评论中。

　　比如，1922年11月6日对女子师范学校师生的演讲《人权与女权》有这样一段：

　　“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什么叫作人？’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梁某只怕是疯了！这问题有什么难解？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这个答案错了。……”

　　这种生动的现场交流效果，既包括“设问”，也包括“不断地提及受众”这两种因素。

　　而梁启超晚期的一些文章风格也与演讲相似。比如1922年应《申报》之约所作《五十年中国进化论》的第一段：

　　“申报馆里的朋友，替他们的“馆翁申老先生”做五十整寿，出了许多题目，找人做寿文，把这个题目派给我。呵呵，恰好我和这位“申老先生”是同庚，只怕我还是忝长几天的老哥哥哩。所以我对这篇寿文，倒有点儿特别兴味。”[xxi]

　　文中多处出现了“诸君”、“我劝诸君”等具有演讲特征的交流性提示语。

　　人们谈到梁启超的评论风格，往往以其在《时务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文体”作为标志——其实，那只是“新体古文的一种变种”[xxii]，而忽略了他晚期语体风格的文章。这种语体风格与他晚期频繁的演说活动关系密切，一直保持到梁启超1925年为五卅事件而作的一系列评论中。这些评论既有对普通受众的提示语——“诸君切忽忘记”，也有对特定对像的诉求——“我有几句话要和热血青年们说”[xxiii]。这些评论中对交流对象的提示与同期演讲《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中的“研究社会问题的先生们注意啊！”[xxiv]功能完全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年演说既多，演说文稿直接刊登于报刊，也很普遍。演说与评论文稿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那个时代的许多评论文稿，尤其是白话体的评论文稿，往往就是以演说口吻写成的。其影响可从胡适1906年16岁时发表在《竞业旬刊》上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其中一段：

　　“我有一句话，要向我们中国的女子说：‘你们要做一个好好的人呢?还是要做一种没用的废物呢?’我晓得你们一定回答我说：‘我们又不是发痴，为什么自己要做废物呢?’哈哈!你们要不做废物，却不是嘴边说说就可以做得到的，我如今且说几宗要紧的方法，请你们大家听听。”

　　这与梁启超《人权与女权》的那段演说十分相似。

　　除了近代演说风习的影响之外，我国宋元以来的“话本”写作传统，也为近代新闻评论中交流性因素的增强提供了范本。比如，胡适1906年曾在《竞业旬刊》上发表过这种演说腔调的口语化的评论，常常提到 “看官要晓得”，“看官是晓得的”[xxv]；陈独秀发表在《安徽俗话报》上评论中，往往有 “列位听者”“列位请看”等等[xxvi]，还有陈天华《猛回头》中更频繁出现的“列位”，如“列位！你道印度这大的地方，怎么灭的？”都是模拟“话本”的语气写作的，与演说中的“呼语”功能完全相同。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那样公共空间的政治演说传统，但民间“说书”的形式则与之近似。而“话本”正是一种模拟“说书”的写作。它在文本中保留了“说书”的现场交流气氛。

小结

　　交流性因素在政论、新闻评论、报刊学术文章中的明显增强，是近代言论作者大众传播意识的自觉。梁启超对交流性因素的运用，构成了他言论风格的一个部分。各种交流性因素为言论文本增强了变化的节奏，使其比传统的议论文更为生动活泼。这样一种语体风格的变化，应当引起注意。它对于当代媒体言论的写作和人们自觉地把握言论的传播规律，也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