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陈力丹老师前天送我的新书《新闻理论十讲》,我作为后辈的教师不觉会心一笑:因为我一下子发现这本书的课堂讲授风格——它把一名优秀教师在课堂上的风采活脱展现出来了:他腹笥宽阔,他口若悬河,他在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实践和生动实例之间从容游走,如数家珍……。实际上,这本书正是由课堂录音和在课堂上演示的电子讲义整理而成的。读这本书,如面聆陈力丹老师授课。
许多教材虽称“教程”,但与实际授课之间都有一定距离。这一点,我自己人作为新闻评论教员深有感触。因为我知道,许多教材中的章节,是“只能看,不能讲”的——也就是说,作为教材,在体例上不能没有,但实际讲课,这一部分就被跳过去了,因为它的抽象、沉闷使得讲课者和听课者都难以忍受。新闻实务课尚且如此,新闻理论课也许更难免。所以,好的老师,其实际的授课内容一般都要比教材更生动,更丰富,也更深刻。
课堂讲授与一本理论化、体系化的教材之间的距离,是许多教师和出版社编辑都心中有数的。除了后者具有上述内容之外,还有教材作为“一本书”所受到的体例化约束,这一方面表现为为“体例化的冗余”,其中包括一些套话和废话。另一方面,有一些在课堂上随意插入的相关材料,在写书时就“搁不进去”。
但是陈力丹老师这本书,突破了这个距离,可以说,它实现了从课堂到教材的“零距离”。这与他授课水平、授课风格和他在新闻理论领域长期成就卓著的研究有关,更与他为人的品格有关。这是一个明显书生气,看起来性格软弱的人,却有着真诚思考、勇敢思考的学术品格,厌恶一切套话、空话和遮蔽真诚思考的词语。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陈老师写道:“不说套话,可能是本书的特色。这本本是写东西的基本要求,但是新闻理论教材的套话很为一种痼疾,我不得不首先与套话告别,再谈结构和体系等等。”
比如,这样一段:
有些时候,当你把一些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的情形、事实与我们习惯性适应的情形、事实放在一起,若产生巨大的反差,这类情形和事实,就明显地具备了新闻价值。例如,我们想象的上课,当然有教室、有整齐的桌椅、明亮的玻璃窗等等。但是,当你看到一章被称作教室的房子,里面泥水横流,没有门窗,房顶基本见天,一群孩子挤坐在不规则的各种凳子上听课……这种情景,因为与普通的学校教室的概念反差极大,因而绝对有新闻价值。
我在网上看到一组(30多张)令人震撼的照片。其中多数都是可以作为新闻加以报道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例如一位背上背着孩子的妇女,正在为一个年龄比自己的孩子大几岁的男孩擦皮鞋。照片的标题令人深思:《当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图2—2)。
文字也很好:“这张照片最大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反差,更让人揪心的还在于——当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和睦相处。”当然,若要发表,当事人的形象需要适当遮蔽,以维护他们的肖像权。
——你看,我们不是从中看到一位新闻理论工作者在课堂上自觉传达出来的社会关怀吗?
——你再看,这个“我”字——有多少教材会出现“我”呢?
——至于最后一句关于肖像权的话,一般的教材也不会“顺便”在这里指出,因为那属于另外一章,“新闻道德与新闻法制”的内容。但在课堂上,负责任老师肯定会及时提到。
本书的责任编辑章永宏在封底的简介中写道:
……本书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严谨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形成体例上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
……本书克服了以往教材说教和武断的观点罗列,提倡应用性的新闻理论,充分吸收了新闻实际和理论前沿成果…
本书摒弃了抽象的议论,以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达新闻理论,直白生动,深入浅出。书中大量的案例和图片,更增添了阅读上的快乐和理解上的便利。
一个新闻理论体系就这样“如话”也“如画”般地展示在面前。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印象。
肯定不是所有的“讲课录音”都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因为我自己就知道,实际授课内容的芜杂和缺失总是存在的。这就是我这样的教师与陈力丹老师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大于一般教材与课堂之间的距离。
我在后面抄几段,大家看看——
少华按:从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陈力丹老师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非常密切地观察媒体实践——比我这个教实务的还要密切观察媒体,而且是针对一个主题持续观察。他还经常剪报,随时用在讲课之中。请看这一段: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再看一个例子:2006年国内部分媒体对红海沉船事件的报道。
这年2月初,一艘渡轮从沙特阿拉伯横渡红海到埃及,中途沉没。关于这次海难,第一天的报道,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是恐怖袭击,有人说是遇到风暴了,也有人说是轮船的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等等。死了多少人也搞不清楚,有人说1000多人,有人说几百人。例如,《新京报》的标题是《失事前,红海有强风暴和沙尘暴》;《北京青年报》在《埃及客轮红海神秘沉没》一文中说,“红海悲剧原因不明,不排除恐怖袭击。”传媒的各种猜测也都有消息来源,导语中不是“根据某某人说”,就是“某与事件有关联的人说”。你不能说,经过后来的检验,传媒当时的报道都不真实,都该受到批评,这样传媒就没法工作了。
第二天的报道仍然比较混乱,但主题开始转向人祸,例如《北京青年报》的消息标题为《埃及海难人祸大于天灾》,这是一种不能完全得到证实的说法;《新京报》的消息则为:《客船沉没前三小时曾经发生火灾》、《失事客轮没有救生艇》。
第三天的报道又转向了,几家报纸都报道了这样的消息:《幸存者指责船长弃船逃生(3—1),然而第四天报道又说:《获救船员称船长未弃船先逃》(图3-2)。同时,出现《埃及红海岸边发生的骚乱》、《数百名家属袭击沉船公司》等报道。
再后来呢?没有了。开始热闹极了,所有的媒体都是整版的相关新闻,第五天没有新闻源了,报道突然中断。我找来找去,直到5月26日,也就是三个半月后,才在《新京报》的B叠2版上找到一条二三百字的简讯:《红海沉船责任人被起诉》。
红海沉船事件死了1 000多人,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是我们的媒体直到现在,仍没有后续的报道,这是我们专业新闻传播的弊病。一个事儿开头热热闹闹,到后面突然没有信息了,再没有人去采访。随后,新的事实又出现了,遮蔽了尚没有了结的旧闻。记者永远在赶浪潮,永远在赶着前面的事实。这种情况应该对媒体提出批评。作为新闻传媒,对所报道的这个事件要一直追下去,应该有个结果。这管怎么说,这个事实再次印证了刚才提到的新闻工作的特点,事实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对这个事实认识到什么程度,新闻才能真实到什么程度。
少华按:我随便翻开该书一页扫描下来,以示其“如话”、“如画”的风格:
少华按:陈力丹老师这本新闻理论教材的学术性,往往体现在对某一理论学说“追根寻源”的探究,通过历史考察,揭示某一个理论观点历史生成的条件,同时也就对其当代的适用性作出了合理限定。比如,发源于列宁的媒体“工具说”。——请看下面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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