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的博客

    昨天一早上课前，我在自己的博文《反思已经开始（震灾社论观察）》后面，看到《新京报》评论部主编王爱军留下的一段话：

    我们也是以“重建”避开“反思”的。其实，所谓的“重建”，就少不了对过去的反思。但是，换了这个词，就有了“正当性”了。这就是媒体的处境。还有一例。媒体评论爱用“警惕……”做标题，其实，“警惕”后面的情况早已出现或者已经十分严重，但用了警惕一词，就轻易而举地化解了媒体的风险了。

    这段话给我的触动是：现实评论写作中一些词语的选择，可能反映了特定的传播环境和权力关系。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对评论作品语言层面的集中考察，把评论背后的这种关系提示出来。这正是批判语言学派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的思路。

　　我在课上谈到了这一点，并且介绍了两位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是我的研究生何玉斌刚刚通过答辩的论文《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在新闻评论研究中的应用》，另一篇是王天娇同学向我推荐的多年前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硕士班的研究生石中天、朱灼文的论文《媒体言论的转向：以九二一大地震期间的社论为例》。前一篇论文是探讨在我们新闻评论研究方法贫乏的基础上引入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的可行性，有对国外学者采用这种方法对评论进行研究的考察和评价，也有自己采用这种方法尝试性研究——作为示例。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解决引入新方法的“生涩”问题，作用于研究对象限于国际题材的评。而后一篇论文则感觉比较纯熟，且“本土化”程度较高，特别是它针对个案，反映的是报纸评论与政府态度的一种微妙的动态关系——都是体现在语词的层面上反映着。那些我们可能习焉不察的语词选择，都反映着媒体态度的微妙转变。这正是批判语言学文本分析策略的优势——它增强了人们阅读评论的媒介素养。

　　当然，这都与我的授课内容无关。我自己对这种方法还谈不到了解，更谈不到掌握和使用。但是，那种通过微观的语词把握更深、更宏观的意旨的可能性，的确是我很愿意接受的。

　　这节课内容与上述相关的“正文”，是风格分析。它也要求通过语词层面上的考察把握整体风格的能力。因为，在现代语言学的背景下，对文本风格的把握已经不能再满足于描述主观模糊的整体印象了。而必须找到语言层面的根据，即它如何造成的这个印象。

　　著名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在《语言论》一书中说：

　　“语言中的风格原是传统语言学家所经常谈到的问题。但是传统的语言学家不能从语言的本质来理解风格，所以不能对风格有科学的认识，把风格说成是神秘的东西，什么神韵哪，气势哪，令人无从捉摸。”

　　评论的风格，在传统上也是以整体印象来把握的。对风格的分析，一般只溯及作者的经历和知识、情感结构， “研究成果常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式语言来表述”（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但对于在文本中风格是如何具体形成的，无法确切地深入说明。

　　我请同学们看宁树藩先生评价梁启超的评论风格的一段话：

　　“他的文章明快畅达驰骋自如，气势磅礡，饱含激情，曾使无数人为之倾倒。但他的说理，喜用排比铺陈的手法，向横广方面发展，而不是层层深入，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和他坚持改良的政治态度是有联系的。”

　　我请同学对这段风格评价本身进行分析。

　　刘静同学说：前半部分是从整体上的宏观的把握；从“但他的说理……”就进入了细节。嗯……我想，应该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吧。任何一篇文章都会有这两个层面吧——一个是给你整体的感觉，另一个是你深入思考它是怎样构成的文章逻辑。

　　李影影同学说：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感情层面的——你读完这篇文章，你自己感觉它给你了什么印象。第二个层面，可能就是理性层面的，它说理的时候，是围绕着什么主线来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更深层的剖析了。

　　谢弛同学说：宁树藩对梁启超的评价，前面是风格评价——因为风格是外在的表现；然后就进入了内在的分析：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是和他内在的政治倾向相关。

　　我问：你的意思是，前面是风格评价，后面是对这个风格产生原因的探求。是这样吗？

　　董田莉说：我觉得我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他第一层意思是说这种风格所千万的效果，就是说，它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层意思是说，它这种风格所使用的技术——他（梁）以是什么样的技术达到了这样的风格。

　　孙玉署说：其他我觉得，他这个，乍一看还是挺有道理的，但仔细一想就不一定有道理。如果说梁启超的文风与政见挺有关系的话，那么毛主席的文风更多的也是受梁启超影响的，他的笔者笔也是气势磅礡，但梁启超是改良者，毛泽东是革命者。

　　我说，啊，你的问题更深了：一个人稳定的文风，与他的政治观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完全不受政治观点影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观点的影响？哪些因素影响一个人的文风？哪一种因素影响的更大一些？

　　我问大家：“你看到宁树藩对梁启超的风格评价，你能够想到的梁启超的文章是哪一篇呢？

　　同学异口同声：《少年中国说》！

　　我之所以把宁树藩对梁启超的风格评价让大家看，就是因为这段评价既有传统的风格评价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文本的肌里，解释了风格产生的原因。

　　但是，现在语言学和风格学的考察更为微观。比如，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写道：

　　“我国传统上对文体风格的研究，偏重于主观的描写，仅对音韵的描写比较具体和客观。随着言语语音分析仪器的发展和计算软件技术的开发，文体风格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科学化的问题。”

　　“如果把文体（风格）看做是对常规的偏离，那么文体分析就要对语篇中所拟分析的文体特征，同我们所谓的语篇中的常规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我们才能知道在语篇中除掉中性的、非文体的表达之外增添了哪些文体特征？”

　　谈到风俗格对对常规表达的偏离，我忽然想起一个例子，但是我还没有全部说出来，已经看到张牡霞等几位同学在座中笑了，显然大家都挺熟悉，因为这个例子在鲁迅他们家的后院：“我家后园的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哈哈，这句挺特别的表达，就是对“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的“偏离”。从表达信息的效率角度看，前者也不如后有有效率。但这就是他的语言特点。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程晓萱说：“我觉得我的评价可能不是太客观。我个人是非常欣赏鲁迅的，以前我还模仿过他的这种风格来写作。为什么他用“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呢，在这之前我没有分析过，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花一世界”的说法，我就觉得他是从一棵树上看到了一个世界，从另一个树上又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大家听到她的解释如此高深，不觉笑了。

　　晓萱继续说：“我觉得他是把对世界的观察分开来看的。他不是从我们通常的角度上来看的，我觉得他应该会有自己表达的深意在里面。”

　　我说对她点头赞叹道：“程晓萱，深了！”

　　王天娇说：“我觉得他可能是情感上的东西吧。我也说不太出来那种感觉，但是就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但是说不出来。”

　　陈海峰说：“他把两棵枣树分开来说，就说明他尊重每一个个体。”

    啊，他的这个独特的解释也出乎大家意料，在教室里引起了一片更大的笑声。

　　他继续说：“你要说两棵枣树，只是陈述了一种事实吧，一种标准化的表达。而分开来说，则是一种性格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感觉上没有那么孤单。”

　　李坤晟说：“从这一句话来看，它的确是‘偏离’了，和大家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不能从这么一句话就推断鲁迅的风格。那太个案了。我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玩的一点小情趣。那篇文章我不记得了，好象在那篇文章中，两棵枣树是指代不同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篇文章，脱离了那个时代背景来谈，我就觉得不太那个。”

　　我说，那好吧，到此为止。大家笑了。我说：“我自己一直是这样理解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这样一种效果——”我在黑板上写下了“延宕”两个字。“我要说的是，鲁迅的这个特殊的表达，延宕了读者对于他所描述的对象（两棵枣树）的感觉过程。也就是说，总共两棵枣说，他是一棵一棵分着说的，仿佛‘移步换景’，而不是唰地一下子直接呈现。当我说到‘一树是枣树’的时候，你就走到了一棵枣枣跟前，当我说到‘另一棵也是枣树’的时候，你就走到另一棵枣树跟前——”

　　同学也笑作一团，并不认可。有同学说：“那么如果有三棵枣树呢？”

　　我说：“这是文字性的表达，它延宕了你在体察对象的时间和感觉过程。这种解释，比‘一花一世界’的哲学解释和“更尊重个体‘的社会学解释，更贴近新闻记者过程。”

　　谭秤明并不认可我的解释，他说：“其实一个严肃的写作态度，并不一定产生一个完全严肃的风格。我觉得，更容易理解的是：这就是文字游戏。”

　　我说，好，那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其实，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说明“偏离”产生风格。至于对“枣树”的解释，真是——哈哈。

　　接着说风格是在比较中显现的。胡壮麟编著《理论文体学》说：

　　“比较可以是质的比较，也可以是量的比较。在后者情况下，便要看具有文体特征的项目在语篇中的出现频率。

　　譬如在福克纳(Faulkner)的一个选段中，使用句子的平均长度达到38个词，而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平均长度仅30个词(Milic 1991：393)，从中可以看出两个风格的差别。”

　　那么，长句子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时候，我拿出李书磊的《腊八节凝聚城市》一文给大家朗诵了一遍。然后让大家谈谈感觉。

　　吴惠凡说：“我不觉得句子长。我的觉得是，信息量不是很大。主要是在做一些价值判断。没有太多一层一层的认识递进。”

　　刘静说：“不知道是因为马老师念这篇文章的时的语速，还是因为这篇文章本身的节奏，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舒缓的。文章本身不是一个很激烈的话题。他用这样的组织语言，给看的人是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整个节奏是慢调的。可能是因为长句子比较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这样下来以后，给读者的感觉，并不是那种激烈的、快节奏的，而有点像娓娓道来的感觉。先不讲它的思想内容怎样，这样读下来，还是让读者感觉很舒服的。还有我觉得，他的思维是很散的。他一会儿说到这儿，一会儿说到那儿，我不知道他会说到哪里去的那种感觉。就像拉家常。”

　　吴惠凡和刘静虽然对是否有太多长句子判断不一，但确在不同的层面上解释了“舒缓”的节奏是如何产生的。刘静对语言层面更为敏感一些。但惠凡所说“缺少递进”，也是“舒缓”的一个原因。因为递进给人方向感，也会给人紧张感。

　　王娴的说法更为新鲜：“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像一个腊八粥一样的感觉。它不适合我们正襟危坐地来读，不需要我们坐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饭店里用一副精致的餐具来享用它。就用一个破碗、一只破勺就行了。这篇文章就像刘静说的，它没有特别清晰的思路从哪儿说到哪儿。这里面用了太多的细节、太多的元素，就像煮腊八粥的时候，你抓了很多豆子、果仁撒在里面，抓到锅里慢慢熬，这时候你随便舀起一勺来，可能先吃到的是一颗芸豆，或是一颗红豆，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你最终脑子里会有一种像喝腊八粥一样——那种融融一锅、和和一堂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就够了。而且这篇文章不是一篇新闻评论，而是一篇专栏文章。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和表达情趣都很明显。”

　　李坤晟说：“我觉得这篇文章语言特别生活化，想象力特别丰富。有些事都是他自己想象的。如果拿这篇文章用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冗余问题的视角来看，那这篇文章完全是反例。天马行空的感觉，很容易接受。”

　　唐露薇说：“刚才老师念这篇文章时，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好，经王娴解释了一下，就感觉很不错了。（大家笑）。但是，我记得前边谈到，以前人们描述风格时都不是从对语言的分析本身来说话，而是用比喻。而王娴的说法也是比喻。而没有指出，具体的某一句话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至于腊八粥的意义，我倒不觉得有那么高。因此我觉得全篇的风格恐怕与作者的立场观点有关。”

　　我说：可能的确如此。这只是他的一篇。如果看多了，就会感到他的文章总体上是一种更多积极、乐观、温暖的调子，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上一些美好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而不是丑恶的、应该批判的东西。看那一时期《北青报》专栏文章的其他作品，比如张颐武的，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与以批判风格见长的一批作者有明显的区别。

　　另外，我也注意到同学们描述风格时使用的比喻和成语。我说：“在语言风格分析的时候，请大家尽量避免使用成语来描述风格。因为它们可能会使得我们轻易地避开对具体文句的分析而说出结论。当你总是依赖这种东西——比如‘天马行空’、‘娓娓道来’，等等，我们就永远不会进入到语言层面探寻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

　　当然，王娴“腊八粥”的说法也很精彩，但仍然是一种质料的、内容的分析，而不是形式的分析。没有分析到句子的结构。

　　由于对这篇文章句子的长短同学们看法不一。我就问：除了长和短，什么造成了你舒缓的感觉？在语言层面有什么根据呢？

　　程晓萱说：“您和同学们刚才说，这篇文章给人温暖的感觉。什么原因呢？我发现，这篇文章用肯定句用得多。如果否定句多，一般是持批判的态度。”

　　我说：程晓萱，你有一个特点，就是数数。（大家笑）。我当然不是否定这一点，而是肯定你回到了语言层面。

　　程晓萱接着说：“还有同学说这篇文章看起来节奏比较舒缓。什么原因呢？我看这篇文章中，它的主语很少。在写作中只要把主语给删掉了，就会产生舒缓的感觉。”

　　程晓萱的解释也使我说出了我的一个没说出来的感觉，就是“连绵”。这篇文章的句子不是“长”，而是“连绵”。而晓萱说删掉（省略）主语，句子便似断似不断，恰恰是产生“连绵”感的一个原因。而“连绵”就给人舒缓感。

　　后面还有对梁启超三篇文章的风格讨论——只是博文已太长了。

   这节课的开始，我请谭秤明同学就他对新闻评论中的“冗余”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讲台上做了一个报告。他讲得很精彩，既对冗余产生的情况条分缕析，也有较多的文本例证，很有启发性。他这一学期在我课上的作业也就算完成了。我问同学：“我是不是太便宜他了？”玩笑。

附： 

腊八节凝聚城市

 李书磊

北京青年报：    2006年01月12日

　　腊八中午忽接电话喊我去大慈恩寺吃施粥，那兴高采烈的声音在我耳旁久久跳跃。中国又有施舍粥了？我也既惊且喜。因案牍缠身未能应邀，但晚上我在电视里、网上、报上看到了西安、北京、杭州、徐州各城市施粥的情景，我看见男女老少在街上、在庙里排着百米长队，面带春风受施厚粥一碗。因为有了这施粥，腊八成了一年四季的最佳节。没想到竟是腊八施粥使各阶层人民走到了一起，空前地团结起来共享融融之乐。非灾非荒，不饥不寒，施粥已不复是从前的赈济之意，而成了城市众生的聚首之缘。不像圣诞节那样不知所以地在街头茫然游逛，到底也搞不清楚圣诞老人是何方神圣，只被假松树枝上的彩灯照得眼花缭乱，无着无落；腊八喝粥实实在在，大家都心中有数，有一种不言的会心。也不像中秋赏月那样私人，不像除夕守岁那样家庭，腊八的施粥场一时成为城市最公共的空间。眼见乡下来的老婆婆、头发蓬乱的民工与满桌的红男绿女分享一碟佐粥咸菜，我觉得甚慰。

　　腊八节抚慰了城市，使这喧嚣无情之地充满温情。社区里众人停下深圳式的快步，手拿大碗，站在冬日的阳光下悠闲地排队领粥，熟人之间隔着人高声招呼，脸上都喜气洋洋。这才是邻里，这才是生活。年轻人开半个小时的车来到城中古庙，排一个小时的队，领得一碗粥来，仿佛不是吃粥而是吃意义，体会意义，回味人生。人生也难得很温暖，人群中有一种亲切的气氛，却也并不说破。喝腊八粥也是分沾吉祥。这吉祥不用投资，不用制造，不花成本，只要大家此日相聚在一起喝一碗粥，就会吉自天降，祥从中来。吉祥与幸福原来还会如此简单。而且天下还真有免费的午餐，除了买卖与合同，陌生的人和人还可以这样相处。腊八节使我们有了完全新鲜的城市体验，就像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别有的洞天。古老的传统回到城市，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城市。

　　腊八施粥当然已没有多少实用功能了，它已变成象征性的仪式。但惟其变成了象征，它本来的意义才更加凸显。不再是一种真的慈善，却是一种慈善的演示与提醒，无言地告诉大家城中有贫者，富者要有施舍之心，能让别人分一杯羹，学会给别人一碗饭吃。要有扫清仓底的节俭，要记起挖鼠洞取粮的苦情，也别忘了母亲煮粥、满屋豆香米香果香的童年：腊八粥的种种含义因施粥这种集体的、隆重的仪式而愈加浓厚。施粥变成了精神性的活动，也提升着市民的精神。领受一碗淡粥，心情会多一些平和，心里会多一些敬畏。街坊里熬施粥的老人们端锅挥勺地忙碌着，表达长辈的慈爱，也恢复了长辈的尊严。杭州市河坊街的方回春堂药店用十几口大铜锅施粥，店老板不让电视台进厨房拍摄熬粥，说是怕人投毒。市民对黑心商家的泔水油、有毒添加剂这种格外的小心与虔诚，使我们感到一种神圣意味，心中肃然。

　　施粥也使佛教寺院活跃起来，重新显示在城市中的存在。和尚们也成了给人施舍的人，不再仅仅是接受大家的布施修殿贴金。

　　在全世界城市社会的急剧分化中，传统节日都是一种有力的黏合，是凝聚的纽带。传统节日唤回古老年代的温馨，使五行八作有了共同的经验，使城市有了共同的情感。节日里广场街头的相聚与共同的食品，使陌生人分享亲密之情，获得安全感。今年的腊八节增添了我们的信心。既然中国有这么丰富的节令，中国城市就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