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的博客

   今天是我本学期研究生评论课的第一次。这学期的课程，我是与涂老师前后接着讲的。我们交换了一下讲义和意见，都感到：同学们能够多听一位教师讲课，从中感触不同的思路是有好处的。当然，在时间的安排上就难免相应局促一些，特别是研究生的课程，同学的作业具有研究的性质，往往需要相对长一点的周期，课堂讨论也会占相对长一些的时间。

    今天的课上，我先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目前的课程结构，红字的是有时间讲到的内容。

　　当前中国新闻评论的一些新问题

　　新闻评论的论证与谬误分析

　　新闻评论的语言分析

　　新闻评论的信息度分析

　　中国新闻评论风格分析

　　新闻评论与传播研究的适用性关系

　　新闻评论的伦理分析

　　评论写作与缄默知识（写作过程研究）

　　然后，我就用后面的时间，向大家展示我所观察或思考过的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可能提出的研究课题。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变化中产生的。正是变化，为研究提出了问题。每一个问题，我都请同学们发表看法：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值得？是否可能？有谁需要？等等。我的目的，是要用第一次课把大家引导到对当前新闻评论及其问题的关注的思考。先把头脑预热起来。

　　比如，作者研究——

　　当代的新闻评论写作，汇入了比以往丰富得多的社会角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社会学调查出发，来研究一个个新的写作人群：他们给新闻评论带来了什么？新闻评论写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王天娇同学肯定了这个研究的价值——但她认为这主要是社会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当然需要新闻学的协助——比如评论的变化，对评论阐释性的工作，需要新闻人来做；她同时也认为这个研究的难度很大：目前新闻学界的师生从事社会学调查的素养、训练还不足以投入这样的研究。

　　另外一位同学也肯定了这个可能的研究的另外一面，即写作主体的丰富给新闻评论带来的变化：更丰富的写作主体，自然会带来更丰富的视角、经验和价值观。

　　再比如，写作过程研究——

　　这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研究方向，但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写作过程就像人的思维过程一样，仍然是一个“灰箱”，或者说，未曾被完全提示和表达出的“缄默知识”。这是写作学层面上的研究。实际上，写作学在这方向是有突破的。新闻评论研究作为一种文体的写作研究，不应该完全无视或脱离写作学层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写作的规律，有也助于评论写作教学。

　　但是，同学们对这种研究的价值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王娴和另一位男同学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学术的价值，但不会对人们实际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写作是个人化的，千差万别。这种研究既不可能得出写作的标准模式，也不应该期待这样的模式。因为，即使没有这样的研究，千千万万人的写作也仍然在进行着。

　　但一位叫温泉的女同学显然持更乐观的态度：为什么这项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对天才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更多的普遍人分享，提高整个社会人们的思维和写作能力。社会的进步不就是这样吗？

　　我一边听着她的回答，一边不觉地笑了——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那种乐观的、甚至乌托邦的精神感染了我。我想人类的许多学术研究都基于一种价值追求，或者希望。让普通人分享天才的能力也许，是许就像我认为评论教学和评论写作会提高全民普遍的理性水平一样，都有乌托邦成分在内吧？

　　价值的另外一面就是需求。一个可能提出的研究课题，除了谁来做，谁会做之外，就是谁需求。比如，评论的受众研究，需求者可能是那些试图说服受众的人们。这正如美国早期的传播研究，是由军方和商家买单的。但是，评论的文本研究，谁是需求者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投入这项研究，揭示评论中所隐含的不同写作群体的观念背景和利益背景，揭示隐含在文本中的说服技巧和规律，这到底是在为谁服务呢？社会精英，还是公众？有同学认为是前者，也有同学认为是后者。还有同学认为，它是中性的，既可以为传播者所用，也可以为接受者所用——“咦，敢情你是这样说服我的，我可要小心了！”——温泉说。还有同学认为，通过转化和普及，这样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公众媒介素养的一部分。

　　虽然课堂的讨论比较热烈，但这一堂课缓慢的进度却令我有些担心。实际上，我对热热闹闹一堂讨论的价值，也没有多少信心。同学们是否需要？是否会感到有价值呢？有同学就表示：老师，我是实际工作岗位上来的，还要回到实际岗位上去。我不知道新闻评论研究有什么用，我是希望能够在新闻评论写作上有所提高的。

　　围绕着新闻评论研究的价值，一直着有深重的怀疑气氛。特别是在似乎谁都有机会表达的网络时代。

　　实际上，在讨论当代评论问题和可能的研究之前，我当然知道还有一个问题越不过去，那就是：你怎么看待当代中国的新闻评论？在价值上是基本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如果我们对当代新闻评论价值是一个基本否定的判断的话，那么对其进行研究的价值，也可能就是否定的。

　　正是对这个问题，社会上，包括评论界，都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同学们的看法也有不同。

　　有同学认为，在目前政治体制和舆论环境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在这个体制和环境中的新闻评论也不会有多大作为。现在评论界好像是众说纷纭的，百家争鸣的，其实只是表象。

　　王天娇同学认为：你要获得表达的机会，那么与体制和环境的妥协就是正常的和可以接受的；李玉洁说，表达，就比沉默要好，说，就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另一位女同学温泉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大家之所以在体制的约束下还愿意表达，相对地把自己的言论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就说明对这样的体制还是抱有希望的。李影影也表达了同样积极的观点，她以山东“文化标志城”受到的舆论批评为例，说明：有一个平台，能够发出一点声音，就会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如果不能一米一米地进步，那么就一厘米一厘米地进步——她说得令我动容。

　　我说：我们每个人对当代评论的价值判断，或乐观或悲观，其实是与我们对政治的期待相关。我们每个人价值和事实判断可能难以求证，很难说是对是错。可是容我换一个问题：我们都期待进步社会进步，那么，到底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大，还是消极、弃绝的态度对社会的推动大呢？

　　谈到评论的影响力，有一位同学谭秤明说自己在想，蒋介石的案头有张季鸾的评论。那么，我们现在高层领导人，大的企业家，他们的案头，会有谁的评论呢？

　　我问：那么你在价值上是肯定这样评论了，那么，你在事实上认为有着这么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出现了吗？是否可能出现呢？

　　谭秤明答：如果需要的话，就会出现。

　　我说：那么，在你看来，在事实上还没有出现，在价值上它应该有，是吗？

　　我接着说：我们内心期待这样的评论和评论家，而且历史上也出现过，像李普曼，像张季鸾，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但是，时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变化——我提到社会结构，是指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那种反差，或者精英之间的那种反差，都不会是那么大了，那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言论结构和效果，都恐怕不存在了。这当然不只是评论问题，但是它表现在评论问题上。

　　于是，对“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局面会不会出现，言论者的伦理责任问题，同学们又发表了不同看法。郭大利认为，不会出现一言丧邦的局面，因为随着社会进步，个人的理性在增长。正是个人的理性抑制“一言丧邦”这种特殊的言论效应。还有一位同学李影影又为这个判断加上质疑和辩驳的社会空气这个论据。但王天娇同学则认为：个人虽可能是理性的，但凑到一起，成了“群众”就会盲从——她以互联网上的发言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