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的博客

　   在对眼睛和身体都消耗极大的红网评论两轮评选过后，我接受了《东方早报》的邀请，担任东方早报"申薪论坛"首届新闻评论奖的评委。这使我有一些感慨：我成了评选评论的专业户了吗？
　　　这种感慨是有些酸楚的，因为：在我似乎被越来越看作评委的适当人选的同时，我自己写评论的能力和影响力都在明显下降，除了在《北京青年报》保留一个每周一篇的专栏外，我差不多已经淡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时评写作圈子。
  　 这个圈子，可以从《新京报》和《东方早报》社论的特约评论员队伍中看到一个大致的端倪，因为它们总是约请那些当前思想最为活跃的、表达最为有力的时评写作者为他们在截稿时间到来之前迅速写出第二天的社论。这样的信任和这样的能力，不是一般人扛得起的。它们要求一个评论人的思想和笔，时刻保持在对新闻最为敏感的兴奋状态。这样的状态，在我的一生中，只有短暂的几年。
　　　红网评论虽然是不付稿酬的网络作品，参选的作品也限于在红网发表范围，但是，确实有好的作品。这些好作品的水平，我今天已难以企及。当然其中也有比较多的低水平之作，让评委为写出尽可能不伤害作者自尊的评语煞费苦心。事实上，有些评委正是因为把自己的感受脱口而出，伤害了作者的自尊心，引发了几位作者联合起来对评委大加辱骂的"网络暴力"。网络由于海量空间，红网又不付稿费，参评作品是每人可自荐两篇，因此门槛较低，作品基准质量较低是可以理解的。但好的作品仍然令人兴奋。它说明什么呢？说明网络相对自由的表达，是可以出好的作品的。

　　《东方早报》的评论评选就有所不同了。
　　首先，它不是网络评选，而是由编辑部从2006年发表在《东方早报》评论版三个栏目上的1000多篇作品中先选出90篇用电子邮件传给评委评选，每一档栏目30篇中选出三篇――这是第一轮。这样的评选，没有网络评选的公开与热闹，评委感到的直接压力也要小得多。完全不受外界影响。
　　其次，是质量总体上要高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东方早报》在评论上付酬较高，更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以鲁宁、李巨微这样的首席评论员和一批全国最好的时评作者（如童大焕、潘洪其、曹林、杨耕身、周庆安、王琳、杨涛）作为特约评论员写作的社评（《东方评论》），在它的社评作者中，还有高一飞、易宪容这样的法学和金融学学者。它的《自由谈》和短评作者中，还有王学泰、张柠这样的知名文化学者、程亚文这样的国际问题学者，闾丘露薇这样的优秀记者，鄢烈山、朱大可、薛涌、熊培云这样的优秀专栏作家。甚至还有李昌平这样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村基层问题的专家-他写的一篇"自由谈"就是介绍台湾农会。再就是，供评委评选的作品是已经从1000篇中选出来的作品。
　　因此，"东方"这次评选的难点在于：在强手如林、满眼珠玑的好作品之中，如何确定每一档栏目仅有的三个名额。虽然在第一轮不用像红网那样对每一篇作品写评语，但内心要有标准，要用这样标准说服自己，使自己心安。而且一个标准肯定不够用。因为这些作品――特别是"自由谈"――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显示出优势。因此，内心多种不同的标准，是为了把不同作品的不同的价值评价出来，以避免自己过于狭窄的标准；但另一方面，最终还需要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看到够格的就做上记号，一遍下来，已有七八篇之多了，然后再回过头来反复细读、权衡几遍，才能最终选定。就这样，心中仍然不安。
　　看到这些作品，确实感慨，因为，我已经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了。我的评论从上一个世纪90年代从《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的时候起，就是比较"虚"的，多是观点冲击和价值判断。而现在的作品，尤其是我看到的"东方评论"，多为论据厚实的事实判断。这不仅因为一些专家学者进入了社评的写作队伍，而且因为，我的一批写评论的媒体同伴，都已经迈过了一个坎，跟着进入了事实判断阶段。这个转变不仅在于文本中具有充实的事实论据，而在于对某些问题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实际上，当代时评写作如果不仅从"公民表达"的一般意见上理解的话，那么它已经度过了仅凭新闻的刺激和一般的判断力而写作的阶段，而进入了"研究态度"的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研究就失去了发言权。
　　这两年来，我几乎推辞了所有评论约稿：《新京报》的专栏、社论，《南方都市报》和《东方早报》的专栏，直接原因是因为教学工作忙。但实际上，现在看来，我自己的实际水平与这些社论和专栏的作品都已经有明显的距离。我没有进步，而是退步了。在更多、更优秀的评论主体进入、整个评论水平不断上升的时代，没有进步，就是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