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的博客

李方、周旬：

    读“生活时评”《我的忌语》，我想到，李方的这种严格的“自审”意识，在不久以前还是使我大为吃惊的，而现在成了他文章的基本理路和特征。在这里，看不到那种昂然四顾、志得意满的才子气－－而我本以为那是属于李方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批评的方式，但李方的“自审”在其中仍然是真诚的。李方活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凌云健笔地大骋才气，另一个人在旁边冷眼看着“自己”，不时发笑。

李方：

　　　一个人可能被朋友偏离于事实的“表扬”所约束，从而偏离于自己。尽管我没有拒绝，但我一直认为你给我的“不臧否人物”的评价，不是一个好评价，我也不可能引以为荣。比如：如果我不对昨天评报栏上所看到的文字装作没看见而表明自己的看法，就已是臧否人物了。

　　谢谢你昨天对我的鼓动－－你总是鼓动我写出来，写出来。我想，你脑子里的“剩余”可能比我多得多，并不是都写出来了，也并不是都找到了适合的形式。说起来，我对梁启超晚年落寞的印象，有着样三个来源：一是《韬奋文集》中收入的当年文学女青年苏雪林的一封来信，为梁氏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冷落抱不平。据这封信透露，当时国民党员间似有约定：不去参加梁氏葬仪。而你想，１９２９年，岂不天下皆国民党员？另一个来源是《邵力子文集》中１９１９年５月间的几篇《民国日报》评论，评的都是梁氏在巴黎的活动意在卖国。《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第三个来源是《胡适年谱》及《胡适书信集》透露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关系。因为沾着一个“研究系”的名头，一批清流知识分子干点什么事总是“不带他们玩儿”。梁氏为政治所累极深，这也是文人不幸。

李方兄：

    前两天看波普尔的一篇演讲辞，题目叫《反对大词》，不觉得得联想到你的《我的忌语》。都是一种文化批判意识，都是一种对语词的警惕。语词妨害人，妨害人的真实交流，妨害人认识事物和认识真理。某某主义是一种“大词”，你不愿意说的“现代人”也是一种“大词”。这样的大词往往使我们看不到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对词语的警惕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胡适的《名教》。可惜我做的工作净写“大词”。

    我欣赏你的“不投入”态度和疏离意识。其实我过去在其他单位都以内心中“我不是这儿的”的意识使自己轻松和超脱。对于你，则有着更宽阔的空间。但是......你知道我那天脱口说出了一个词“李方时代”，这当然是不审慎的，事后袁晓露追问我赶忙否认了，但它毕竟表达了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判断，你是可以代表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时代的，“世界是你们的”，这样，我对你那种有些情绪化的消极就不大赞成了。当然，不管消极、积极我们都在干活（干得还可以吧），“积极”又怎么样呢？不过可能我从来不爱听消极的话。我爱听我们要相互激励创造风气、创造局面的话。其实，你开办的《都市冲浪》、周旬办的《生活时评》都已是在创造局面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你们姿态积极，你们可能标定一个“时代 ”。

       其实在学问或写字方面，我才真是消极的。比如除了梁启超的事，其实还有别人的事，都是读书零星积存的一些印象，真要做就得下功夫才成。我太泛的、优游的读书态度妨碍我集中“干成事儿”。其实，我这个年龄才真应该“只争朝夕”。我越来越明白，你比我多的，不仅是才情，更是下苦的恒心。